145 继位为汗四-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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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年,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呼图克图到达蒙古地区,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林丹汗为沙尔呼图克图的法术所折服,并封他为国师,并接受深奥密乘之灌顶,于是林丹汗由黄教改信红教狭义上的红教仅指宁玛派,广义上包含了萨迦派和噶举派。沙尔呼图克图为了取得林丹汗的信任,从五台山取来元世祖时萨迦派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的玛哈噶喇金佛又称大黑天,为蒙元的护国神。林丹汗在察汉浩特修建金顶白庙,将金佛供于其中。林丹汗试图效仿忽必烈与八思巴故事,利用他与沙尔呼图克图之间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适得其反,这加剧了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的离心,削弱了林丹汗的号召力。

    林丹汗西迁后,召集昆噶敖德斯尔、班第达顾实、阿南达顾实为首的33名学者,在16281629年间翻译了108卷甘珠尔 前人已翻译过其中一部分,并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林丹汗组织翻译甘珠尔是对蒙古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林丹汗把传国玉玺和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视为三**宝。

    林丹汗在1612年与1615年攻打明朝,试图获得与明朝的贸易权,最终在1617年如愿以偿。1618年,后金侵明,林丹汗为了获得明朝的赏银,奉行“联明抗金”的外交方针,并在1619年给哈赤写了一封言辞傲慢的国书,导致与后金交恶。不过,林丹汗与明朝结盟并未挡住后金对辽东的吞噬,1622年明朝在广宁之战败北,林丹汗的援军没起作用,此后两者间的联盟冷却下来。林丹汗也开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先处里,后处外”的政策,开始火并科尔沁、内喀尔喀诸部,并且避免与后金正面交锋。所以林丹汗从未亲自与后金作战过。

    1627年,林丹汗西迁,吞并右翼诸部哈喇慎、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等,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明朝给右翼诸部的“市赏”。明朝不给林丹汗,林丹汗乃发兵进犯大同,明朝不得不恢复对林丹汗的赏赐。后金利用林丹汗西迁之机,吞并了察哈尔本部,并于1632年大举进攻林丹汗,林丹汗闻讯远遁青海。他与明朝的关系彻底破裂,明朝甚至将林丹汗遗留的财物及部众移交给后金。后来林丹汗与西藏藏巴汗、康区白利土司月顿多吉和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却图汗结成“反黄教联盟”,企图东山再起,但很快于1634年去世。

    历史评价编辑

    明朝对林丹汗评价较低,称他“年少嗜酒色”、“沉溺酒色”、“嗜利好色,驭下无法”。另一方面又说他是“虏中名王,尤称桀骜”。

    清朝对林丹汗亦持否定评价。清人魏源称林丹汗“有宋康宋王偃、武乙之暴”。

    蒙古传统史书对林丹汗评价很低,如水晶鉴称其“无道”、蒙古源流称他“心中生嗔,而化六国为乌有”,总之是一个横行无忌的暴君形象。他与绰克图台吉、藏巴汗、白利土司月顿多吉被蒙藏史书贬为毁灭黄教的“四恶汗”。这显然是出于黄教史观得出的结论。林丹汗得到差评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损害了许多蒙古封建主的利益,导致众叛亲离,最终归于失败,话语权落在了作为胜利者的满人和蒙古封建主那里。当时,蒙古封建主纷纷向后金控诉林丹汗的罪恶,其中一个写道“因这个罪恶的察哈尔汗性情暴躁,对众人危害极大,即使是宗族至死至穷绝不会归附他的缘故就在这里。”

    近现代以来,林丹汗在蒙古的评价得到极大改观,认为他是一个志在恢复成吉思汗霸业、将一盘散沙的蒙古复归统一的英雄之主,又坚决不向后金投降,显示了蒙古民族的气概。如乌兰夫称他为“反抗异族压迫的英雄”。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则肯定林丹汗“对满洲的侵略计划曾经表示坚决地反对”“企图对于所属各部实行强有力的集权,并且建立起一个在他控制下的统一独立的蒙古”。

    日本学者萩原淳平对林丹汗评价较高,认为他怀有富国强兵、复兴蒙古帝国的梦想。同时指出“蒙文资料,除有关喇嘛教的以外,就是曾受过林丹汗的压迫、持有被害者立场的人们所写的资料。清朝的资料是出自这种立场的资料即以其与明朝的战争为主,使蒙古不妨碍他们的行动,并尽量把蒙古拉入自己一方,以便更有利地贯彻对明朝的政策。而明朝的资料则是反映这种立场的资料,即在对哈赤的战争中将蒙古拉入自己一方,以利于战斗,如有可能则挑起哈赤与林丹汗之间的战争,使其两败俱伤。”总之,反映林丹汗一方立场的史料的缺失是造成林丹汗未能得到正确评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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