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六年（1811），嘉庆亲自撰写了一篇《守成论》。文章里说，汉、唐、宋、明到了中期全都在走下坡路，问题就在于君主自作聪明，变更成法，所以臣子贪功冒进，百姓浮躁，最后导致家国衰亡。嘉庆其实意识到了帝国潜在的衰落，便想将已有的繁荣延续地更久一点，所以甘心当守成之主。只要不再出和珅这样的大贪，只要皇帝以身作则，那么盛世为什么不可以持续呢？
天理教起义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嘉庆满怀悲愤地颁布清朝第一份《罪己诏》，其心情可见一斑。就像是一座营造了多年的宫殿，勉励维持其光鲜亮丽，没想到一朝倒塌，露出了残破不堪的内里。
在《罪己诏》中，嘉庆提到了“因循怠玩”的问题。文武官员的推诿塞责，庸碌无为，不思进取，导致了紫禁城被攻击这样的奇耻大辱！与其说是罪己，倒不如说以己之身代众臣之过，实则还是在怪众臣。
天理教事件发生的五天内，他就斥退了六位大学士的三位和六部的三位尚书。一场甄别各级官员的行动也开始了，上至督抚，下至县令，全都整顿一遍，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九年（1814）。“守成之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近乎一场“维新”，恐怕他也意识到，再不改革，国家有可能衰亡。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且握有大权的君主，在国内外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变革。比之鸦片战争之后的诸多变革，一无外敌窥伺，二无太后掣肘，可谓是天时地利尽在手中。然而，这场变革还是失败了。
嘉庆并没有遭到猛烈的反击，反而像陷入了沼泽中，四周都是绵密的吸力，将他拖入泥沼之中。他想要解决官员的不作为，却被官员的不作为给打败。
嘉庆二十五年（1820），朝中发生了兵部大印失窃案。经查，一名皂吏为了儿子娶媳妇，方便花轿穿过衙门直通街外，竟然在兵部大库后面开辟出一道新门。此事在半年之前发生，兵部人员来来往往，竟不能发现。嘉庆又想起了如梦魇一般的天理教之变，直斥大臣“良心何在”。
这一年，正是嘉庆去世的一年。至死，天理教的阴影都笼罩在他头上。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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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教起义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嘉庆满怀悲愤地颁布清朝第一份《罪己诏》，其心情可见一斑。就像是一座营造了多年的宫殿，勉励维持其光鲜亮丽，没想到一朝倒塌，露出了残破不堪的内里。
在《罪己诏》中，嘉庆提到了“因循怠玩”的问题。文武官员的推诿塞责，庸碌无为，不思进取，导致了紫禁城被攻击这样的奇耻大辱！与其说是罪己，倒不如说以己之身代众臣之过，实则还是在怪众臣。
天理教事件发生的五天内，他就斥退了六位大学士的三位和六部的三位尚书。一场甄别各级官员的行动也开始了，上至督抚，下至县令，全都整顿一遍，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九年（1814）。“守成之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近乎一场“维新”，恐怕他也意识到，再不改革，国家有可能衰亡。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且握有大权的君主，在国内外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变革。比之鸦片战争之后的诸多变革，一无外敌窥伺，二无太后掣肘，可谓是天时地利尽在手中。然而，这场变革还是失败了。
嘉庆并没有遭到猛烈的反击，反而像陷入了沼泽中，四周都是绵密的吸力，将他拖入泥沼之中。他想要解决官员的不作为，却被官员的不作为给打败。
嘉庆二十五年（1820），朝中发生了兵部大印失窃案。经查，一名皂吏为了儿子娶媳妇，方便花轿穿过衙门直通街外，竟然在兵部大库后面开辟出一道新门。此事在半年之前发生，兵部人员来来往往，竟不能发现。嘉庆又想起了如梦魇一般的天理教之变，直斥大臣“良心何在”。
这一年，正是嘉庆去世的一年。至死，天理教的阴影都笼罩在他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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