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气候统计分析，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左右，当时，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在国内，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崇祯二年（1629年），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
因此，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天启七年）和1628年（崇祯元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达到1.6亿人左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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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在国内，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崇祯二年（1629年），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1628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
因此，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天启七年）和1628年（崇祯元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达到1.6亿人左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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