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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做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
马基雅维里一方面主张尊重并保障有识之士的言论特权，另一方面又建议统治者在这种对话中绝对地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他提醒有识之士，只是在君主听取意见时，只有对君主愿意征询的事情，他们才能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发言；反之，君主则“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有识之士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程序，与统治者的贤明雅量密切相关。
但是对于这两者的关系，马基雅维里与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尽管如此，他建议君主广纳忠言的态度仍然是十分真诚的，这在对雅典公爵事迹的记述中表露无遗，雅典公爵不听忠言，堵塞言路造成的恶果，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对于有识之士，“要封上他们的嘴，捆住他们的手脚”将会是什么后果！
虽然马基雅维里没有明确地道出，但是，他一直认为，掌握控制信息传播系统对于统治者而言，有重要作用。马基雅维里认为，掌握控制信息传播系统对于统治者而言，还有如下几项重要作用。首先，统治者可以利用信息传播手段，激励、鼓舞、感染国民，使普通国民具有和自己同样的品质。要建立一个与世长存的政治体制，保持社会的稳定，只能寄希望于那些“至少每隔十年出现一次”的表现出超凡德性的领导者。他必须能对一般国民产生影响，使自己的美德为人们所接受，即将其“极其重要的品质铭刻在他的追随者身上，即使他们可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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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疑杰出公民的习惯行为的条款”。如果让诽谤不受限制地倾泄到政治家的身上，就会为国家造成无穷的麻烦。
其四，是杜绝献媚。对于献媚谄谀的臣子，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强调说，作为诽谤的对立面，对统治者来说，这也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不管什么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他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至于他们难以抵御献媚这种瘟疫。要防止人们阿谀奉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讲真话也不会获罪；同时还须坚决地切断阿谀奉承的渠道。统治者一旦控制了传播系统，一旦克服了人性的弱点，阿谀之风就自然会消灭于无形。
最后，政治家控制传播系统，限制民众的表达自由权，阻止舆论的生成与扩散，还能减轻其决策过程所面临的压力，使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不受社会舆论的约束。这是集权制社会统治者的共同理想。
因此，马基雅维里主张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尽一切可能控制、垄断信息传播系统，即便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他深信，目的总会证明手段正确，胜利者不受审判。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借用一个起义工人的话说：“胜利者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取胜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和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在某些时候，“虽然行为可以非难，结果却应使人原谅他；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像罗缪拉斯的结果那样——就总会被原谅。”这一观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传播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前半期，墨索里尼、希特勒采取的新闻传播政策，就不难看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影子。
2.知时势而通权变
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说服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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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ｔｏｕｗｚ)?(net)”因此那些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统治者必然会时而遇到好运气，时而遇到坏运气。马基雅维里建议政治家与时共进，随着时代的时势而改变自己的性格，改变自己行事的方式，改变自己宣传的内容和形式，真正做到“知时势而通权变?(头文字小♀说)?[(ｔｏｕｗｚ．ｎｅｔ)]『来[头文字小♀说]♀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ｔｏｕｗｚ)?(ｎｅt)”，只有这样才能将“命运永远掌握在他手中”，才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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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一方面主张尊重并保障有识之士的言论特权，另一方面又建议统治者在这种对话中绝对地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他提醒有识之士，只是在君主听取意见时，只有对君主愿意征询的事情，他们才能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发言；反之，君主则“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有识之士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程序，与统治者的贤明雅量密切相关。
但是对于这两者的关系，马基雅维里与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尽管如此，他建议君主广纳忠言的态度仍然是十分真诚的，这在对雅典公爵事迹的记述中表露无遗，雅典公爵不听忠言，堵塞言路造成的恶果，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对于有识之士，“要封上他们的嘴，捆住他们的手脚”将会是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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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基雅维里主张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尽一切可能控制、垄断信息传播系统，即便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他深信，目的总会证明手段正确，胜利者不受审判。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借用一个起义工人的话说：“胜利者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取胜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和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在某些时候，“虽然行为可以非难，结果却应使人原谅他；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像罗缪拉斯的结果那样——就总会被原谅。”这一观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传播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前半期，墨索里尼、希特勒采取的新闻传播政策，就不难看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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