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北大听作家学者交流论道(二)-第1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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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1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作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身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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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在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Beij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像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Peking,那时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V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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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拿了劳保工资,只有40多块钱,所以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5分钱。资料复印也不好报销,就只好抄,至少是个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借杂志都有登记的,所以我知道从来没人借过。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扫描的这种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900万个点(3000×3000)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他是26个字母,在中国来讲,2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用一种轮廓的描述、一种特征的描述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那么,假如说是一个纯粹的数学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的计算机,中型的,个子很大的计算机,速度还及不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的话,要算几万个帕节,这几万个帕节运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钟采测一两个字,而我们要求一秒钟采测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呢,他就会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于有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对这种关键性的操作、特别费时间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把它提高100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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