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望道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年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20世纪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需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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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的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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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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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年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20世纪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需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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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的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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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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