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北大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畅谈世界-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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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前,我去美国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活动的范围在美国。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到中国来。这是1976年在我们家照的照片,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我太太一起合照的。1982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又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我母亲住在上海,上海冬天很冷,我跟她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后来我母亲很喜欢中文大学,从那儿以后我就常常去中文大学。这是我和我母亲在中文大学的11院,照这张照片时我母亲已经85岁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常常到台湾去,这是台湾中正大学,站在我旁边的那位是郑国顺校长,他是我的学生,他做校长时请我去访问这个学校。他也带我到阿里山去玩,这是在阿里山照的照片。今年我已经82岁了,我想一个82岁的人会有一些年轻人所没有的感想。2003年,我太太去世,幸运的是她不是很痛苦。在去年年底我搬回到北京来,搬回到清华园。清华园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清华园盖了一个科学楼,我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里头。

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我搬回来以后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杨振宁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您认为您能够取得今天的物理学成就,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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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处。在座的同学,我建议在你们受教育以外,能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一点,能够看见更多的机会。

问:杨老师的初恋看似无疾而终,但是对杨老师也有影响。请问杨老师,感性和理性在你的生涯中各自所占的地位?

答:我想感性和理性的影响跟这个学生研究的科目有关系。像我这样学物理的人,在研究工作里感情的成分很少,可是一个人如果是诗人,那他的工作里头主要要靠他感性的成分。这个题目没法做一个普遍的回答。

问: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不是事业达到了巅峰?除了兴奋以外您还有什么其他感受?

答:我是35岁得到诺贝尔奖。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得奖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晚宴,大概有1000人,在晚宴上,每个得奖人要讲几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先就讲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讲当时的感受。我的演讲后来发表了。我主要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话,深深地觉得我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共同的产物。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当然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做这个工作跟我留美有关系,我为什么能留美呢?跟八国联军有密切关系。

那个时候八国联军占据了北京城,可是后来就产生了割地赔款,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八国联军在中国受到的损失以后,剩下的钱捐给了中国,在清华大学设立了留学生制度。我在清华大学长大,我是清华留美的学生,所以我能够出国是与八国联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华人有,这是不是与当前中国的研究体制有关?能不能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利弊?中国有哪些需要学习和改进?

答: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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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到困难挫折时是怎样克服的?(touwz)?(net)

答:第一个问题,我想近年来我最感动的时候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眼看着大英帝国退旗撤兵,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之中上升。我想在座的同学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不能完全了解我当时的感受。我父亲那一代的人跟我这一代的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变化所产生的自我的一个感情,是一个年轻的人不能够了解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在20世纪初年,中国是在一个怎么样被欺负、被看不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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