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结婚了！那是出戏，准确地说是在那部叫《义龙与梅朵》的电视剧里，我演的义龙和秦娜演的梅朵结婚了。我们头戴银饰，身着盛装，手拉手走在那条彩纸纷飞的山寨小路上，我们来到指定的位置——一个稻谷堆积如山的打谷场上。因为过了时节，那些稻谷又从农民的仓库里重新倒腾出来。接着鞭炮、鼓乐齐鸣——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镜头了，天色越来越暗，导演却一再停下来要求重拍，直到他从我们脸上看到他需要的那种喜气。
这个电视剧你一定没看过，很多人都说没看过，它只在八点钟播映过一次，其他的无数次都是在半夜，别人都入睡了才突然间出现在屏幕上。我记得那时候都是黑白电视，我们的脸被14英寸的屏幕挤得扁扁的，自然它们都很年轻，就像没有发红的西红柿一样稚嫩。据我所知，导演原本想凭这部电视剧在省里甚至全国拿个什么奖的，他雄心勃勃，结果却名落孙山，除了我们这些在打谷场撒过红纸屑的，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住它了。
说起来，这部电视剧也是我们表演班的毕业作品，戏—拍完也到了我们该分手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机会伴随而来，我们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因为参演这部电视剧进了艺术学校，毕业后他们都分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剧团，我想后来秦娜能进电台也和它有一定关系。我们中最成功的应该算在片中扮演男二号的胡斌，在这部戏里他饰演一个总想压义龙一头，却总讨不到梅朵好的人，有—个微胖的头，不太灵活的舌头，所以是个喜剧人物。后来胡斌到北京、上海的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都进修过，终于在一部西部片中演活了一名土匪而天下闻名，当然现在他已经不叫胡斌了，他改了个名字叫景风。
胡景风出名后，省里还专门开了一个胡景风影视艺术研讨会，胡景风在艺校的同学，包括戏剧表演班的史老师都参加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胡斌演了那个让女人又怕又爱的土匪之前，也就是胡斌还叫胡斌的时候，史老师还在说，胡斌啊，差，不行——脑子不好使！等胡斌变成了景风，史老师也改了口，景风啊，我学生——第一眼我就知道这孩子行！
张新疆替我打抱不平，他说如果我坚持下去，也像胡斌去外面念书的话，我肯定会比他强。我笑笑，我说我哪有那狗日的狠？我说的是实话。事实上我甚至没有像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那样进什么艺术学校，何况，我学表演的兴趣已尽，进表演班原本就有些误会，现在只是结束误会的时候。很可能在《义龙和梅朵》那个翻天覆地、不断重复的喜庆结尾时我就已经烦了，也许在那个杂物堆砌的打谷场上，我早就在盼望着结束，等待如释重负的一刻。导演需要的那种喜气在我看来只是傻笑，我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种傻笑，然后再用这种僵硬的笑容朝着每—个人。
我们这个原来就很脆弱的集体就这么烟消云散了，我开始到玻璃厂配料车间上班，是姐姐托人送了礼才帮我办成的。但我在玻璃厂的工作也仅仅维持了三个月，领到第三个月的工资后我也就从那儿永远地离开了。
姐姐谈起这件事时总是用一种遗憾的口吻，除了对那瓶茅台酒的惋惜，就是对我还不能安定的遗憾，当然她是从另—个角度发泄出来的，在她看来我是因为秦娜才丢掉这份工作的，而结果她们家却似乎并不领情。
那时候秦娜去了自来水厂。秦娜这辈子和我一样也调换了不少单位，她在机械厂待的那一年，上班时间加起来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三个月，走的时候，机械厂正商量着要将她除名。不过秦娜的运气好，每到关键时刻都会出现一线生机。那次是秦娜曾当过医生的小姨托人四处活动，把她调到自来水厂。比起开车床那当然是个好工作，也就是看管一下她身体周围那几个仪表和阀门。我形容秦娜，我说你都可以不要动，只要坐在那儿转两转脖子就行了。我开始转动脖子，我说，你看，天热时转得好连风扇都省啦！
秦娜的同事无一例外都是粗脖子，这极可能和她们常年只活动脖颈有关系，这种巧合加上那年头时髦的烫蓬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副鸡毛掸子的长相。由于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她们手里就捏着两支毛衣针，编织各种花型的线衣线裤，除了交流包谷花针圆宝针，就是在一起交流东家长西家短。有一次我去秦娜单位，亲眼看到—个叫常姐的女人只用了短短的两个小时就打出半件毛衣，快下班时她又把毛衣拆了，因为毛衣的花型不是她想要的样子。有一次上中班，也就是天刚擦黑时，秦娜和常姐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子边。秦娜不会打毛衣，也从没想过要学，所以只能和常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这时候秦娜的眼睛一直都是望着窗外的。窗外是水厂那几个巨大的净水池，此刻正静静地反映着灰色的天光。事后秦娜说她当时如果就这么放过去就没事了，说出来却让自己吓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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