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日子沉闷悠长，尤其有了城乡两头跑，两头的比较，时间才会变成处处与你为难、既无法消化又无法忽略的敌人。这时候城市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次回去我都像阔别多年一样，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但在农村你却体会不到，那里的生活永远都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刚下来那几天还好，要命的是准备回去的时候，全身的肌肉都像被调动起来，为即将到来的回家作着准备，可偏偏这时候还有三天、两天、一天，你不得不在难捱又消磨不掉的时间里焦躁万分，坐立不安又无可奈何，回家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路，可你得忍着。后来我问过沈卫军，他说他也是这样子，只差要掰指头算时间了。
队里那些农民家我很少去，有事我总是站在院门外，高声喊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总是热隋地招呼我，进家来玩！或者，来吃饭！我说，不了，我怕狗。我真的怕狗，怕得要命，但在农村哪家不养一两条土狗，而且它们好像也知道我怕它们，我还在很远的地方，它们就已经闻出来了，然后一起发疯似地狂叫。我们的领队说，这是因为那些狗还把你们当成外人，等哪一天不叫了，说明你们也进步了。这么说，我好像就没有进步过，直到我离开那天，那些狗还是喜欢跟着我，冲着—个外人的背影大声地吠叫。
只有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爱来马厩，最初是几个男孩，后来女孩也相约着来了，扭扭捏捏站在房门口，要过去很久，等没人注意了才会蹭进来。他们问我城里的事，有些是替他们父母来问的，那个铜像台还在不在？铜像台？我反问，我还真不知道。后来我才弄明白，那还是旧社会的东西，铜像是为当时的省委主席塑的，解放后自然拆掉了。说起来也可怜，箩底小队离省城不过那么两三个小时的路，七毛钱车费，却没几个人去过，有些人，就是问铜像台的人也是几十年前去过。他们都说城里的人坏，到处是骗子和小偷，我说哪会这样，但他们坚持己见，认为只要一进城，他们能碰到的不是骗子就是小偷，结果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些农村孩子当然不会在意这些，f电f门只是喜欢新鲜的东西，喜欢唱歌，他们让我教他们唱黄歌，也就是邓丽君问题。这些人就是随着楼走的，哪里要盖楼，哪里就有他们。所以他们相信房产商或许是最慈善的。
一只猫绕着操场跑了两圈，它扯破了一个运动员的衣服。猫或许是想踢球。
校园里开始弥漫着钢筋和水泥的气味，操场上挂着牌子：球赛取消
一个胸前画着老鼠的足球队长说，谁让我是老鼠队的队长。真是鼠气。连队服都被猫抓了个洞。
三角穿着野猫队的队服，蓄着贝克汉姆式的头发，路过操场，对着队员们说，只要他一看，准知道她是不是处女？任何一个女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说到要看一个女人是不是处女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立即显示出他的专业特点。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就成了罗那尔多，百射百中。
女人又不是足球。
可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门不好守。野猫队守门员说。
男人关心的是射门。不是守门。前锋说。
对。人总是记住射进去几个，从来没有记住过守住几个。中场说。
所以，我们要研究怎么射，而不是研究怎么守。这或许是女人要研究的问题。前锋说。
我们还是研究研究女人吧，这比足球有趣得多。古时候，选美女，都要求是柳叶眉。看处女也要看她的眉毛。处女的眉毛是紧紧挤在一起的，那些被男人搞过的女人，眉毛是松散的，就像两条碳笔灰。判断女人是否是处女，还要看着他们说，不要弄丢啦！本来那几个孩子都是喊我叔叔的，有一回一说辈份，我说我不知道，我父亲的名字里有个仲字，我们好像是开字辈，但现在都不兴了。程国林立即兴奋地说，那你是公，我老者就是开字辈的！程国林于是把几个脏孩子都喊来，让他们叫我公。他和他老婆都随孩子叫我公。本来我是不喝酒的，但因为成了公，程国林又把酒瓶子拿出来，那种灼胃的红薯酒，就像一条火线灌下去，直喝得我满脸通红，就像塞了一肚子火炭，然后踉踉跄跄地在原地绕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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