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哥哥十五岁了，他就要离开家，去过一种属于他的自在生活。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就抛开这一切的，抛开我们，就像脱去了—件他不想要的外套，像青蛙丢掉从前的尾巴，像卫星抛弃它的推进器。我不知道这么做哥哥心里有没有一点惋惜。
如果凡事都有前因后果，那么母亲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和姐姐都说，当年如果没有老娘那种山呼海啸般的抱怨，小文也不可能离家出走。这么说母亲一定会觉得非常委屈，和所有父母的委屈一样，她一直觉得是哥哥在辜负她的好心，她大概低估了她那种末日临头般的哀叹有多么大的威力，而哥哥毕竟和我们不一样，早几年前他还把大姑叫做妈，他和我们的联系其实非常脆弱。
事情的起因是母亲这时候认识了蒋伯伯，一个陕退休的装卸公司的老工人。大人的事情我们都还搞不懂，他是怎么出现的，又为什么能和我们生活在—起，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还太繁复。有一点，对哥哥来说，起初是个好消息，蒋伯伯准备和母亲成亲后，从装卸公司退休让哥哥去顶替。哥哥早就不想再念书了，那时候他已经上到初二，哥哥的成绩不算太差，至少不是最差的。但和他玩在一起的，却是最差的那几个，打架，闹事，然后请家长，弄得母亲烦，他自己也烦。哥哥其实早就想去上班，像姐姐一样养家糊口了，但那时候谁不想找个工作，而有个工作才有权不受老师的管束，可以堂而皇之抽烟、花钱，所以，最初哥哥一定被这个美好的前景迷惑了。
哥哥在装卸公司只上了一个月的班，一个月后他就不想再去了，而且那个月他实际上没有拿回来一分钱。哥哥的工资是十三块六毛七，但就在发工资那天，他把钱全输给了班组里那几个烂酒鬼。现在我们当然不清楚究竟是他的同事设局骗他，还是他的确技不如人，反正哥哥那一天把他所有的工资都输光了。母亲知道哥哥参加赌钱，气得跑去找装卸公司的领导，她的意思自然是领导应该出面管管，她的儿子被人骗了钱，最好能把钱要回来。
哥哥觉得母亲去找领导已经够让他难堪的，还要别人退钱——他既然说服不了母亲，就只好自己断自己的退路，他决定不去装卸公司上班了，这时候距他第一天上班不过四十天。哥哥决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更改过，即使父亲活着的时候，用他的晾衣竿和搓衣板也不曾让他改变，更何况只会跺脚骂娘的母亲，哥哥的犟脾气上来了。
母亲说，“那你咋办，好好的一个工作——我和你蒋伯伯在一起，就是希望给你找个单位，现在好，你不去，那你咋办，谁来养活你？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哪样不要钱？你说，谁来养活你，反正我是不养的，你有本事自己去挣钱吃饭！”
你大概也听出来了，母亲把她的二婚说成是一种牺牲，她说到兴头上已经忘了，哥哥是有前科的，当天晚上他就出去自己挣钱吃饭了。母亲不会后诲的，他们那代人天生就不会后悔，她只会觉得家里多了个孽子，这与她的鼓励会有什么关系？
我最后一次看到哥哥是在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回到家，当时哥哥似乎正拿着一把起子在里屋开平柜上的锁。我边放书包边问哥哥在干什么，哥哥说没什么，我想找点钱。我也没在意，只是问他找钱干什么。这一次哥哥没有回答，他把起子丢进工具箱，然后搓着手走了过来，显然哥哥已经不指望从母亲那儿找到钱了。他说，“小武，你那儿有钱没有？给我一点。”哥哥显得很兴奋，事后我当然知道这是他要走了，就要抛弃我们，他已经在为没有我们的将来开始兴奋。我还是问他要钱干什么，我仍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但哥哥说，“你不要管嘛，以后我再还给你！”我从床底拖出那只秘密箱子，箱底右侧那堆折好的烟盒里有五毛六分钱，都是我卖泔水攒下来的，有三张一毛的，一张两毛的，一枚五分和一枚一分的硬币。我飞快地抽出一张两毛的，一张一毛的，还有那枚五分钱硬币，然后一起交到哥哥手里。拿去，都在这儿啦！哥哥接过钱，我走啦！说着没等我把箱子推回床底，哥哥他就从门框里消失了，楼梯上开始咚咚地响起—连串轻快的脚步声。这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其实就是哥哥的出走。到了晚上九点钟、十点、十一点，哥哥都没有露面的意思，我们才开始怀疑他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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