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有情趣的人，风流而浪漫，用现在的话说，他很会享受生活。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家公私合营的玻璃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他的生活和工作总是紧张而忙碌的，但在父亲的调度下，这两样东西其实一直都井井有条，就像两条驯良的动物—样服帖。
我记得那时候每个周末，星期六都是我们的节日，因为每到这一天父亲总是决定不在家里吃饭了，他带着我们去东兴餐厅下馆子，吃炒菜，第二天一家人去公园也是雷打不动。因为这我们也成了河西路29号最引人注意的人家，我们是所有人羡慕或嫉妒的中心——我们一起欢天喜地地从楼上下来了，跺得楼板噔噔直响，父亲牵着我或者姐姐，我们姐弟俩穿得焕然一新，总是得意地宣布我们要去干什么。楼下的钟伯伯遇到了，点着头和父亲打招呼，“出去啊，程书记？”“去逛一下，这两个馋猫非要去吃馆子！”或者是一楼正在洗衣服的梅阿姨，“程叔又带娃玩儿？”父亲说，“我们去公园看看，听说那儿的菊花开啦。”
我更多注意的是我们楼里那些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邱家的四个丫头、高老三、钟老二，他们这时候肯定都把头伸到窗口，然后舔着手指头，用最羡慕的目光望着我们——这些事情我当然还能记得，与姐姐不同的是，我的记忆总是从这些事情上滑过去，也许它们太过平凡了吧，没有那么多尖锐的东西逼迫你去记忆，也许和战争相比，和平永远是不值—提的东西。
我不知道双亲第一次争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开始的，有一点，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们中间，而且正朝着琐屑的细节漫延开来，到后来他们好像都在为小事争吵，他们只对争吵本身感兴趣。可以肯定我父母亲的感情已经发生了蜕变，从前那段让他们心旌摇荡的激情就像刮过的一次台风，而他们也像挥霍一空的暴发户一样，开始需要面临困窘的尴尬，这也让他们变得粗俗甚至野蛮，时间不仅夺去了他们的耐心，也正在夺去他们对彼此的兴趣。
我说过那时候父亲管理着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工厂，但回到家，他还要替我们做饭，替我们洗衣，因为大小姐出身的母亲不仅不会做饭，同样不会洗衣，甚至她第二天要吃的午饭都是父亲提前替她预备的。母亲是个享过大福的人，早年她在成都上女中时，都是勤务兵背着枪把她送过去，回家时佣人们也已经在等候三小姐的差遣。但这并不等于说母亲就是什么大家闺秀，她毕竟是个军人的女儿，有个在枪林弹雨中出生人死的父亲，她继承的也是军人的血性和豪迈，从本质上来说，母亲就像—个男人—样，对任何事情她都理直气壮，敢做敢当。
有一天，就是我说的那种像节日一样的周末，他们又一次争吵起来。起因是一双皮鞋。那天原本非常愉快，我们在东兴餐厅吃完饭，然后又到喷水池逛街。父亲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就在商场里给母亲花了三十多块钱买了一双新皮鞋。那时候的三十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是母亲一个月的工资，父亲—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父亲让母亲立即把新皮鞋穿上了，但新皮鞋有些夹脚，母亲提着一双旧鞋，一边别着脚走路，一边开始抱怨。母亲是心疼钱呢，还是真因为鞋子夹脚，不得而知。那天父亲领着我和姐姐，走在前面，起初他还不时回过头劝母亲，新鞋总是夹脚的，走走就好了。谁知不劝还好，一劝母亲的抱怨也变本加厉，她说我的大脚趾本来就是凸的，长了个拐拐，磨得好痛——怎么走嘛。新皮鞋不仅没让母亲高兴，反而成了她的负担，问题是没走几步同样的话她又说了一遍，母亲抱怨起来没完没了。父亲已经不吭声了，他已经不再高兴，从他粗重的呼吸中我就能感觉到，—个平稳幸福的周末就要被母亲的喋喋不休毁掉了。
走到大十字街时，母亲终于停下来，她想找个地方把新鞋换下来，再重新套上她的旧鞋。父亲的火一下子上来了，他的忍耐同样到了极限。父亲甩开我的手，朝母亲冲过去，“你脱，你脱！脱—一”父亲抢过母亲手里的新鞋朝她砸过去，第一只没打中，第二只打在母亲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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