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吴广富早就在心里打鼓，想不明白有钱人为什么这么玩。为什么吃饱了撑的，花钱让别人赖在自己的地上不走？
不过，他很快就不为这些事烦恼了，因为他突然听说自己手里这破房子更值钱了。
滨河市的传媒行业远没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达，所以所谓全省第一高楼的新规划方案，并没有很快流传出去。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才被一个记者偶然得知，在《滨河早报》上，发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块”报道。
没成想这个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楼市就已经反应过来了。中介公司的销售员不得不一天三次地更换着价格标签，提高着销售价格，比价格更让他们头痛的是，业主们都收回了正待销售的房子，谁都不知道房价还要涨到什么时候，谁愿意这个时候放走煮熟的鸭子？
吴广富得意地把一张揉皱了的报纸拍在桌子上，夸赞自己豁出老命来钉在这两间破屋里的英明。从这块地开始拆迁的时候，他们已经坚持了5个年头，邻居们拿了补偿款一个个搬走时，他也眼红过，也动过心。不过他做梦也没想到这补偿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打着滚地往上翻，如今再遇见当年的老邻居时，他们眼里那副羡慕嫉妒恨的模样太让他满足了。
街那头的梁宅里也在说着“全省第一高楼”的事，上午子涔陪着梁老伯去看望了他的老街坊——早已经搬走的李平，李大爷。
李大爷是在1947年用长年辛勤工作积攒下来的7万元买下了梁宅对面的院子，他当时31岁，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4年以后，拿着相关的房地契，从政府地政局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房地产所有证。
那以后的十几年里，梁伯就总是去李家宅子里玩，还有一个电视台的纪录片曾经拍过他们家。那一年，李平七岁的女儿李英成了一部纪录片的主角。
电视台的摄影机曾从早晨到傍晚跟着小姑娘，从她在家里洗脸梳小辫，在胡同里甩着书包走路。一直到走进教室，最后回到家。那个时候，他的四合院呈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雕梁画栋、方砖漫地……过了开花季节的老藤萝垂着长荚；丁香、海棠和核桃树间飞舞着蜻蜓，骑在墙头上正在用弹弓射枣儿的邻家小男孩就是如今已经退休的梁老伯……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闯进李平家的院落，所有的美好都在1966年的8月里崩溃了！在那个被称为“红八月”的日子里，很多四合院的主人都遭到迫害，有时仅仅因为是“私房主”。李大爷也因为有业主的身份和其他莫须有的罪名被打过和被抄家，并和全家人一起被轰出城市，从此在乡下流浪，尝遍辛酸。
“文革”结束，当中央政府宣布过去的十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劫难之后，李大爷又站到自家的门口，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院子里全是陌生的人在进进出出，影壁、垂花门和回廊被十多间红砖砌成的临建所遮掩，厕所被改成住房，房顶上长出荒草，丁香树被勒在几圈铁丝里……当房管所要他选择：房子是卖给房管所还是带着住户返还时，他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接下去的几年，就是一场与大大小小的单位周旋的磨难。此时的李大爷，已是一所职业高中的老师，天天早晨去教课，下午便到处奔波，请求占住户的单位领导给属下的这些职工解决住房——在吃过无数个闭门羹和领教过无数个冷面孔后，1984年的春天，他终于看到最后一个占住户的离去。他终于能够回家了，那个梦里无数次牵挂，现实中饱经摧残的四合院。
那一年李大爷已经退休了，他咬紧了牙，决心要把自己的宅院忠实地恢复成以前的景象。为此他取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拆掉了所有后加的隔断和红砖房，重刷了墙壁，葡萄架也重新搭上，地下的卵石缺了的又再补上，已经被拔掉的夹竹桃、喇叭花和菊花等再在原地种起来……辛苦了几个月之后，他总算又绽出笑容。他以为与这个小院的幸福时光重又回来了，并将陪伴他的晚年。
直到李大爷82岁那年，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敲开了李大爷的宅门。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不被拆掉，李大爷开始自学法律，他几乎跑遍了卖法律书籍的书店。他的神情也开始变得恍惚，经常自言自语不知在说什么。终于有一天夜里，在摸找灯绳的时候，他摔倒在地上，导致了脑溢血和半身不遂，脑子也变得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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