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淼面孔上一共有三种气色:灰、白、淡青。于是也就有了三个相衬的表情:不动容的五官平铺在那,眼皮松弛到极限,目光有点瘫痪。这个表情在她二十四岁时被他看成稀有的宁静(我知道他想用的形容是“圣母式的”)。这时她四十二岁,佩戴这表情和灰灰的清晨脸色,是令他敬畏的。韩淼上班前的脸色转亮,他知道那是她涂了底色。这样就开始了她很正式的法律公司职员的一天:眼睛、眉毛、嘴角,都用着一股力,微笑也带着一股力。他到她的公司办公室去过一回,见她清亮的白脸蛋上肌肉饱胀着,语言、笑容,与同事的一两句调侃,都在她白色光润的皮肤下被那股力很好地把握住。她倒一点不冷落他,忙进忙出不时总会给他偷情似的一笑。
只是眼珠子的笑,很霎然的,一个妩媚划过去(只有一次,我在一个Party上,看见韩淼对老杨这样迅捷地妩媚过)。但他在她办公室就只敢坐在指给他的那张椅子上,坐得四方四正,心里并不为有这样练达、强干的妻子得意。以后再怎么也不去她的公司了。尽管韩淼那次回来带种怂恿的意思告诉他,公司里两个女实习生说他“可爱”。她是故作怂恿的,知道也不会把他怂恿得怎样,乐得大方一回。他在半夜十二点半下班回到家时,韩淼是洗得过分干净而有种微微发青的肤色。她总是靠在床头看书,发青的脸上,所有对他的不满、怜悯、嫌弃、疼爱都泛上来。她的面孔这时真不好看,所有的好看都失了踪。他一般到卧室点个卯就去厕所。小便、刷牙、洗澡、看看韩淼看剩的报。她一般在他进卧室报到时就身子往下一沉,沉进被子里,同时一手熄床头灯,表示她等待他,为他熬夜,情分尽到了。有时她会在被子里对着厕所说:“杨志斌,给你留了饭在冰箱里。”
他们一直跟大学里那样连名带姓地称呼对方。有时他想,到老了他俩还会跟大学同学似的。这样反而浪漫,一生一世地做同学。
“杨志斌,这么晚了,烟就不要抽了嘛!”韩淼在床上叫,声音跟办公室里很不同,既无助又权威。对抽烟的恶感,是韩淼和美国女人学来的文明。
他赔礼地说:“就抽一根!上班六个钟头不能抽……”
他在一个办公大楼上班,穿件紫红制服,手里拿个报话器。旋转玻璃门边置张桌子,下班时间过后,进楼的人必须在桌上摊的簿子上签名和记下进出的时间。有什么事报话器是通警察的。上班快一年了,杨志斌不知“有什么事”会是什么事。进楼的人像看不见他一样直接到簿子前签名。有不知规矩的,他只需小叫一声:“Excuseme!”那人便拐回来,还是跟没他这个人似的,直冲那桌子和簿子去,“唰唰”划上名字。即使他谦卑的手指点出他签错的位置,还是不能使他的存在获得承认。那人抱歉地笑笑,纠正自己,嘴里客套两句。抱歉和客套也不是具体的,有针对的,总之他是在人们大而无当的无知觉里尽职。
韩淼又叫两声“杨志斌”。他有了一点讨厌的心情,却不完全是讨厌妻子。他走到阳台上。阳台很小,像国内所有人家一样,这阳台是狭小空间的一个挣扎。在美国,他们的居处没那么挣扎的,不过是舍不得阳台冤枉地空在那,这里的中国人家都不习惯在空间运用上太挥霍,有车库的人家车库常是盛剩余物资的,车却泊在公用地盘上。实在盛不下,就举办个“GarageSale”或是“YardSale”。一间车库的东西全倾倒出来,开肠破肚般的,花花绿绿的杂碎铺出偌大一摊:改朝换代的家具,衣服,成年的孩子们曾经的玩具,骑过的自行车,主妇们图便宜买回却不想活受罪去穿的各色高跟鞋。杨志斌逛这类旧物摊子是享受的。他有次买回四张塑料餐椅,椅子腿一条不残,一共才花了四块钱。
韩淼听了价钱,快乐得人都轻盈了,利落地把它们擦洗一新。现在这些椅子一只摞一只,摞在阳台角落,上面还放着一只装满旧书的纸箱。紧挨那一对仿青铜的天使,也是从某家的“车房拍卖”买的。其余是一些旧厨具、餐具,两个台灯,一对蜡盏,还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佛像浮雕。零零碎碎的是些瓷花瓶、水晶摆设、几打音乐磁带和两把吉他。一只没有梳妆台的梳妆凳,粉红夹银花纹的缎面,温柔得不够正派。大部分东西是直接从别家车库搬进这阳台的。没多少花费就把阳台堆个半满,韩淼和杨志斌对这点很知足。至于每添件东西就多一层尘垢的积攒,就少了几度活动半径,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还尚待发现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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