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草儿找到43路站牌，没几站便到了天坛东门，差点坐过了站。我看到窗外像是到了天坛的样子，连忙拽了她的胳膊，慌忙地飞奔着下车。售票的小伙子没来得及看票，人已跳下了车。我去买门票，她在不远处等我。后来我无论去干什么，她都在等我，像一个乖孩子的样子。门里停一辆豪华型旅游大客车。我们走到跟前时，车门打开，下来不少老外。草儿埋怨风大，早知这样就不来了。我说：看看人家老外！她说不想看，不和老外比，没法比。天气虽或阴或晴反复无常，但老外大多穿背心短裤，而且长得都很高大、结实。相形之下，中国人就精瘦矮小了许多，衣着却很厚实。来中国的老外没有多少钱，他们也许是他们国家的贫下中农。她说。
她第一次见草儿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一张略带稚气的小脸，扑面而来一种青春花季的芬芳气息。文化衫深蓝的底色上一只雪白的蝴蝶在跃跃欲飞，花裙子下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她的眼眸里有一种坚定和欣喜的亮色，而从话语里透射出一种灵巧、聪明和可爱。她的笑声在夜空里飘来飘去，十分动人。她把她所在的大学叫“袖珍大学”。夜色弥漫，热气仍很袭人。不远处水池里干干的。我说，没水了，水都跑到南方去了。草儿被这句话逗笑了。当时南方军民正在沿江两岸的堤上抗洪抢险，身边是石桌、石凳、石径、花草、树木，隔不远有一盏灯，显得颇有情调。我后来和她在丽都花园里蹬那种空中滑车玩。人在空中滑行，凉风拂来，便觉得有一种特别的舒畅与快活。夜色真美，一切都成了我们制造舒畅与快活的同盟军。
草儿给我念她写的一首诗：
还有那两瓣玫瑰
吻红苍白的纸页
还有那春雨涟涟
淋湿了我的翅膀
冲淡了分离后的惆怅
这一切是那么短暂，简直稍纵即逝，让人不得不惆怅。人生究竟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普通的人生而言，无非是用四分之一的命数成长和学习，用四分之二的命数靠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攒钱，用最后四分之一的命数花那一笔钱。我后来对草儿说，无论罗纳尔多的爆发力、巴乔的脚法、克鲁伊维特的抢点意识、德尼尔森的盘带技术以及齐达内中场组织能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中国足球。中国人缺少一种团队精神，类似斯皮尔伯格的敬业精神、牺牲精神，一种成功的理念。光埋怨别人不行，光骂好莱坞电影是垃圾不解决根本问题。
老B有一天怀揣一首他刚写的诗兴冲冲地找我，题目是《我们都是外星人》。写得棒极了！他还告诉了我小眉现在的下落。小眉把德国老外、秃头作曲家、斧头诗人都撇开了，听说找了个导演，是个有名的“花导”，凡是他看上的女演员一个也不会放过。他以前常跑到大学里骂好莱坞电影是垃圾，并扬言三年赶上和超过好莱坞。听得大学生们热泪盈眶，巴掌都拍红了。一时间，他成了大学生们心目中光彩照人的爱国英雄。事实上，他和不少每况愈下的企业老板一样，奉行的是谁和我上床我让谁上镜头，谁和我上床我让谁管理企业！以至于他们的电影越拍越糟，企业越搞越举步维艰。小眉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牺牲品。老B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所有努力，真比不上小眉的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应该为小眉的出息高兴和自豪才对啊。我听了他的话老半天没吭声。
天气一下子好起来，风停了。眼前的视野开阔了许多。祈年殿外的草地和树木给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天坛里的天，显得高远了许多。它建于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祷丰收的地方。这里和黄瓦红墙的故宫不同，以蓝色为基调，象征殿宇均建于“天”中之特色。我和草儿在长廊里走，那里有许多打牌的退休老人。前面一个老外举起相机，把这一切摄入镜头。你看过西蒙德·波伏娃的《人总是要死的》这本书吗？打牌老人让我们觉得人衰老的很快，也许一转眼间，我们也是这样子。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假如真有上帝的话，人类文明总有一天会像人类自己喂肥的猪一样送向屠宰场。对于上帝来说，人类文明总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也许在这之前或之后，只要这个星球存在，便总会有类似或超过人类的智慧生命存在，但最终难逃劫难。在秦市，我有过一次历险。一个发廊小姐十分厉害。她像母亲抱孩子一样，把我突然搂在怀里，并腾出一只手来准确地摸走了我随身带的几十块钱。我让她剪发，她却要给我按摩。当我气喘吁吁地奔逃出来时，才发现发廊小姐拽破了我的内衣口袋。看来我在秦市也未能逃脱这一劫难。我早已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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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次见草儿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一张略带稚气的小脸，扑面而来一种青春花季的芬芳气息。文化衫深蓝的底色上一只雪白的蝴蝶在跃跃欲飞，花裙子下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她的眼眸里有一种坚定和欣喜的亮色，而从话语里透射出一种灵巧、聪明和可爱。她的笑声在夜空里飘来飘去，十分动人。她把她所在的大学叫“袖珍大学”。夜色弥漫，热气仍很袭人。不远处水池里干干的。我说，没水了，水都跑到南方去了。草儿被这句话逗笑了。当时南方军民正在沿江两岸的堤上抗洪抢险，身边是石桌、石凳、石径、花草、树木，隔不远有一盏灯，显得颇有情调。我后来和她在丽都花园里蹬那种空中滑车玩。人在空中滑行，凉风拂来，便觉得有一种特别的舒畅与快活。夜色真美，一切都成了我们制造舒畅与快活的同盟军。
草儿给我念她写的一首诗：
还有那两瓣玫瑰
吻红苍白的纸页
还有那春雨涟涟
淋湿了我的翅膀
冲淡了分离后的惆怅
这一切是那么短暂，简直稍纵即逝，让人不得不惆怅。人生究竟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普通的人生而言，无非是用四分之一的命数成长和学习，用四分之二的命数靠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攒钱，用最后四分之一的命数花那一笔钱。我后来对草儿说，无论罗纳尔多的爆发力、巴乔的脚法、克鲁伊维特的抢点意识、德尼尔森的盘带技术以及齐达内中场组织能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中国足球。中国人缺少一种团队精神，类似斯皮尔伯格的敬业精神、牺牲精神，一种成功的理念。光埋怨别人不行，光骂好莱坞电影是垃圾不解决根本问题。
老B有一天怀揣一首他刚写的诗兴冲冲地找我，题目是《我们都是外星人》。写得棒极了！他还告诉了我小眉现在的下落。小眉把德国老外、秃头作曲家、斧头诗人都撇开了，听说找了个导演，是个有名的“花导”，凡是他看上的女演员一个也不会放过。他以前常跑到大学里骂好莱坞电影是垃圾，并扬言三年赶上和超过好莱坞。听得大学生们热泪盈眶，巴掌都拍红了。一时间，他成了大学生们心目中光彩照人的爱国英雄。事实上，他和不少每况愈下的企业老板一样，奉行的是谁和我上床我让谁上镜头，谁和我上床我让谁管理企业！以至于他们的电影越拍越糟，企业越搞越举步维艰。小眉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牺牲品。老B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所有努力，真比不上小眉的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应该为小眉的出息高兴和自豪才对啊。我听了他的话老半天没吭声。
天气一下子好起来，风停了。眼前的视野开阔了许多。祈年殿外的草地和树木给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天坛里的天，显得高远了许多。它建于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祷丰收的地方。这里和黄瓦红墙的故宫不同，以蓝色为基调，象征殿宇均建于“天”中之特色。我和草儿在长廊里走，那里有许多打牌的退休老人。前面一个老外举起相机，把这一切摄入镜头。你看过西蒙德·波伏娃的《人总是要死的》这本书吗？打牌老人让我们觉得人衰老的很快，也许一转眼间，我们也是这样子。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假如真有上帝的话，人类文明总有一天会像人类自己喂肥的猪一样送向屠宰场。对于上帝来说，人类文明总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也许在这之前或之后，只要这个星球存在，便总会有类似或超过人类的智慧生命存在，但最终难逃劫难。在秦市，我有过一次历险。一个发廊小姐十分厉害。她像母亲抱孩子一样，把我突然搂在怀里，并腾出一只手来准确地摸走了我随身带的几十块钱。我让她剪发，她却要给我按摩。当我气喘吁吁地奔逃出来时，才发现发廊小姐拽破了我的内衣口袋。看来我在秦市也未能逃脱这一劫难。我早已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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