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1日，愚人节。我对傅总说，傅主编，我出去一趟。傅总背对着我，显得深不可测。实际上，我已和值班主任时占奎说了一声。时占奎是一个很豪爽的西北汉子。我的心忐忑不安，扭头看时正好与傅总打了一个照面。他阴着脸，也许心情不怎么好。他用电脑正给一个热心的青年读者写回信，突然停电让他沮丧至极。废物！他骂了一声。那刚打好的来不及储存的文字全部毁掉了。据说，最近有人制造出一种叫丽莎或别的什么名称的电脑病毒，已造成全球不少用户的经济损失达数亿美元。人类文明有可能会毁在自己手里。这时，傅总向我笑了笑，说，早一点回来，不要误了发排。
这些天来，天一直阴着，但并不下雨。现在突然一下子放晴，阳光便显得格外珍贵。我所在的这家以青少年心理健康为内容的行业报纸，属医药部门管理。创办两年来，刚刚打开局面，销路看好，发行到十几万份。我没有打车，一路走着便觉得风很大。夹克脱下又穿上，一切让人觉得不可捉摸，春天像个反复无常的正在谈恋爱的纯情少女。我便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突然就想起了草儿。她仿佛现在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她突如其来，但一点也不像丘比特之箭什么的，倒有点像从二战诺曼底登陆一直急速穿行到现在的弹丸，让人胆寒。我郑重其事地在小区附近一个发廊刮脸。我是这里的常客。发廊有一部公用电话，它让我和草儿保持了频繁的联系。编辑部的楼里有电话，但我很少用它来打私人电话。这倒不是说我在工作时间里不谈儿女情长，问题是我有一种心理障碍，老觉得所有人对我疑神疑鬼，充满了警觉，甚或已经被谣言和陷阱所包围。这使我经常偷偷摸摸出去给革儿打一些神秘电话。其实我没有多少隐私用来刻意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这简直比掩耳盗铃要可笑！傅总作为领导便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警惕和担忧，但他最终还是宽宏大量地抱以佯装不知的态度，甚至在有人撞到枪口上时仍主动退避三舍，不留一点痕迹。编辑部现在是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这一切与傅总广纳贤才、恩威并举甚至坚决与上边脱钩断奶走自办发行的道路，是分不开的。傅总功不可没。他是这份报纸的开山鼻祖，是元老。他今天亲自给读者写回信便是明证。
发廊女老板让她的徒弟站到一边，她亲自给我刮脸。我正襟危坐，并信口开河地说去和平门送稿。新华社在和平门。我干咳了一声，重重地说：去新华社送稿！女老板一下子对我刮目相看。耍笔杆子的，了不得！我便一副天老大我老二的得意模样。为什么不传真过去呢？她问。我一惊，这女老板问的都是行话，西洋镜差点被揭穿。传真机坏了！我说。刮了脸，看到镜子中的人好像一下年轻了10岁，便精神抖擞起来。我照例递钱过去，她退还给我，说，不收钱。我不依不饶，一副革命战士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模样，坚决付了钱才走。我又来到了室外的春光明媚里。
我看着由小区延伸开来的田间小路，那一畦一畦的是麦苗抑或韭菜。这两种东西远远看上去真分不清。难怪傅总说，当年下乡一块插队的知青有闹出这等笑话的。傅总17岁时下乡，养过猪，种过地。地铁将在某一天通到这里。那时，房产会升值。傅总一提到这个话题便会眉飞色舞，信心百倍。小区离京津高速公路不远，公共汽车938路或938路支线走这里，就近新开的站是热交换器厂。现在是上午9点，上班高峰刚过去，车上稀稀拉拉，没多少人。北苑换乘322路公交车，车上人多了起来，挤！越接近市中心越觉得人口密度大。日坛路下车，换地铁到东直门。其实不换也成，938路公共汽车直接到北京站。但322路能用月票，938路不行。我有月票。我在北京不是不想奢侈，而是觉得更应该过一种简单而又持久的生活。仅此而已。这列地铁里的人不很多，我很容易找到了座位。
我在风驰电掣的地铁上又开始想草儿。身边许多人的表情各不相同，但又有一个共同之处，这让我想起傅总的脸。草儿是这个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最为平凡的女孩，草儿是这个城市中并不多见的非凡女孩。在草儿之前，我常常会迷失在这个城市眼花缭乱的、迥然不同的风景里。我后来认识了草儿，就像从几百米深处的黑暗矿井里一下子提升到了地面，幸福的阳光无所不在。眼前是东直门了。东直门不见“门”，它早已进入了博物馆的历史照片里。现在所看到的一切，车辆、人流、立交桥各种各样的水泥钢筋建筑，以及报贩的吆喝，有晨报、晚报、青年报、电视报、参考以及《购物导报》、《精品购物导报》、《环球时报》、《南方周末》等等，都让人觉得在一种瞬间的冲击和忙乱中开始了闪回，内心里泛起了逝者如斯夫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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