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是一个隶属关系不怎么明确的单位。有时许多比它高的部门垂青于它，对它表示出特别主动的关心。关心的方式便是塞来一些亟须解决待业问题的“人才”。有时又根本没有任何方面态度明确地承认是它的上级部门。因而它的处境像没娘的孩子。它至今仍靠十年前的一笔基金发放工资。这笔基金是一位海外华侨捐赠的。数目不算大，可也不算小，五十万元，当然是美金，不是人民币。如果是人民币，早就坐吃山空了。前些年外汇储蓄利息高，所里人员少，据说光靠利息就差不多够发工资了。这几年不行了。这几年外汇储蓄利息降低了，所里的人员却由十几人增加到四十几人，已经开始吃本了。
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成立的？由哪些方面批准成立的？已经无据可考。因为它被盗了一次。盗贼没得到钱，自然生气。溜门撬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踩点儿”，要策划方案，并且担极大的风险。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谁白干一次，毫无收获，都是难免会生气的。盗贼一生气，盗贼就报复。但是也没敢把楼给放把火烧了，只不过把电话机一概地都弄坏了，把档案室的档案全部都不知弄哪儿去了，还在当时那一任所长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摊屎。这一次被盗，除了当时的所长一人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而外，更多的人倒是幸灾乐祸，暗暗称快。因为每个人都不但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的确确是人才，而且还可以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档案上记载过好多荣誉哪。一些社会名流和几位虽已赋闲但德高望重的首长们的题词或贺词，也同档案一起不见了。其后不久，当年赠款的老华侨在海外故去。于是它既中断了经济来源方面的续补，也失去了依恃。当年恩庇于它的几位名流和首长，如今健在的只剩一两位了。所里曾派人去拜谒过他们。他们甚至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曾为一个什么“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写过字。他们很警惕地再三诘问——题词或贺词在哪儿？送来给他们看看。他们似乎有点儿怀疑是别人的假冒行径。所里拿不出什么给他们看，也不敢告诉他们被盗贼偷去了。因而希望他们继续予以关怀，哪怕仅仅是一种心理方面的关怀，也就嗫嗫嚅嚅地不便讲出口……
现在它好像是个孤儿。它想投入的怀抱，对方认为无利可图，唯恐成为包袱，不待见它，拒绝它的依托。主动找上门来，有心接收它的，十之**，又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眼儿。分明地，差不多全是冲着它那笔基金。它当然不上当，怕投入“狼外婆”的怀抱里……
前任所长预见到它已没了前途可言，金蝉脱壳，及时地调走了。接着又有几个人做买卖去了。正当它真正地处在风雨飘摇、鸟兽欲散的时候，赵景宇来当它的所长了。
赵景宇来得很顺利，顺利得连他自己也没承想。他曾是正团级，套行政处级。调动时成了一个难点，高不成低不就的。他自己倒是一再地表示不挑肥不拣瘦。可人家干部部门不能不考虑。他没多大文化，又五十四岁了，现进行文化培养都来不及了。如今，五十四岁了又没多大文化，哪儿哪儿都不欢迎。
他复转时，师部怕他想不通，预先找他谈过一次话，说：“老赵哇，你看，形势对你个人是这样的——要想再往上升，哪怕再升一级，也是根本没指望的了。你自己怎么打算呢？”
他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了，心里自然是挺悲哀。悲哀也没用啊，他知道悲哀也没用，于是也就不悲哀了。干脆地回答：“那我主动打报告要求转业吧！”
上级见他这么体谅上级的难处，挺感动的。许诺一定和地方打招呼，保证分配得令他满意。复转两年多，他竟调动了四次。姚纯刚的妻子，当时恰巧被临时抽调在干部精简办公室帮忙。她了解“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的情况，清楚它当时正没个头儿，建议联系联系，推荐推荐。于是办公室的负责人，亲自往所里打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偏巧又是姚纯刚。他正观看两个同事下棋，电话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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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成立的？由哪些方面批准成立的？已经无据可考。因为它被盗了一次。盗贼没得到钱，自然生气。溜门撬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踩点儿”，要策划方案，并且担极大的风险。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谁白干一次，毫无收获，都是难免会生气的。盗贼一生气，盗贼就报复。但是也没敢把楼给放把火烧了，只不过把电话机一概地都弄坏了，把档案室的档案全部都不知弄哪儿去了，还在当时那一任所长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摊屎。这一次被盗，除了当时的所长一人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而外，更多的人倒是幸灾乐祸，暗暗称快。因为每个人都不但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的确确是人才，而且还可以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档案上记载过好多荣誉哪。一些社会名流和几位虽已赋闲但德高望重的首长们的题词或贺词，也同档案一起不见了。其后不久，当年赠款的老华侨在海外故去。于是它既中断了经济来源方面的续补，也失去了依恃。当年恩庇于它的几位名流和首长，如今健在的只剩一两位了。所里曾派人去拜谒过他们。他们甚至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曾为一个什么“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写过字。他们很警惕地再三诘问——题词或贺词在哪儿？送来给他们看看。他们似乎有点儿怀疑是别人的假冒行径。所里拿不出什么给他们看，也不敢告诉他们被盗贼偷去了。因而希望他们继续予以关怀，哪怕仅仅是一种心理方面的关怀，也就嗫嗫嚅嚅地不便讲出口……
现在它好像是个孤儿。它想投入的怀抱，对方认为无利可图，唯恐成为包袱，不待见它，拒绝它的依托。主动找上门来，有心接收它的，十之**，又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眼儿。分明地，差不多全是冲着它那笔基金。它当然不上当，怕投入“狼外婆”的怀抱里……
前任所长预见到它已没了前途可言，金蝉脱壳，及时地调走了。接着又有几个人做买卖去了。正当它真正地处在风雨飘摇、鸟兽欲散的时候，赵景宇来当它的所长了。
赵景宇来得很顺利，顺利得连他自己也没承想。他曾是正团级，套行政处级。调动时成了一个难点，高不成低不就的。他自己倒是一再地表示不挑肥不拣瘦。可人家干部部门不能不考虑。他没多大文化，又五十四岁了，现进行文化培养都来不及了。如今，五十四岁了又没多大文化，哪儿哪儿都不欢迎。
他复转时，师部怕他想不通，预先找他谈过一次话，说：“老赵哇，你看，形势对你个人是这样的——要想再往上升，哪怕再升一级，也是根本没指望的了。你自己怎么打算呢？”
他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了，心里自然是挺悲哀。悲哀也没用啊，他知道悲哀也没用，于是也就不悲哀了。干脆地回答：“那我主动打报告要求转业吧！”
上级见他这么体谅上级的难处，挺感动的。许诺一定和地方打招呼，保证分配得令他满意。复转两年多，他竟调动了四次。姚纯刚的妻子，当时恰巧被临时抽调在干部精简办公室帮忙。她了解“华夏心理历史研究所”的情况，清楚它当时正没个头儿，建议联系联系，推荐推荐。于是办公室的负责人，亲自往所里打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偏巧又是姚纯刚。他正观看两个同事下棋，电话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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