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的,需要有不同寻常的头脑。领导的头脑是干什么用的呢?是为经常作出决定用的。如果领导的头脑没有这一功能,那么群众要这样的领导有什么用呢?”
赵景宇每天要说好多这样的话,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有时是在大小会上说,有时是在办公室内对他说,有时干脆是自己对自己说。
每当姚纯刚听着赵景宇说这样的话,两眼认真地注视对方,一脸聚精会神,装出一副认真听取教诲的样子。可他心里却感到特别恼火,巴不得啪啪扇对方几耳光才解恨。因为对方的话似乎是在向他强调,他还不具备和对方一样有资格经常作出决定的头脑,因此实际上还远非一位领导。尽管他自己也明白,对方其实并没有,甚至可以说丝毫也没有他细细咀嚼出的那么一层含意。
一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一,当他向群众公布到“领导也不例外”这一句时,赵景宇打断了他的话。赵景宇用手指敲点了几下桌子,他便缄口了,不往下说了。第一把手一贯以那么一种方式打断他这位第二把手的话。不论是他们面对群众的场合,还是两人单独交谈的时候。这方式早就使姚纯刚觉得傲慢无理了。公平地讲,赵景宇并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也许他从来也没认为他打断别人话的方式有什么不妥,但是姚纯刚可不这么认为。姚纯刚认为,赵景宇应该这么打断他的话——“对不起,纯刚,我插你一句。”按他的想法,还应该给他的杯里续点儿水,或者递他支烟。赵景宇讲话的时候,这两件事他是常做的。不为别的,为的是让群众看到并且相信,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是团结的、亲密的。可他讲话时,赵景宇从来也没想到过给他的杯里续点儿水,是的,一次也没有。更没有过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支烟递给他的时候。赵景宇的烟盒是不大往桌面上摆放的,想吸则从兜里掏出,刚吸着烟盒就入兜了。这一点也要公平地讲,赵景宇不是个小气的人,那仅仅是习惯问题而已。但在所有这些方面,姚纯刚觉得,群众一定会以为,他这第二把手,不过就是第一把手的副手而已。这常使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姚纯刚认为,当两个人面对不少人并坐着,其中一个人以手指敲点桌子的方式打断另一个的发言或讲话,意味着是在表明自己的权力,表明自己有权随时打断别人。何况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别人”,是第二把手。但是连这一点,似乎也不全是赵景宇的不对。因为在姚纯刚成为第二把手以后,在赵景宇第一次以那么一种方式打断他的话时,姚纯刚便牢记住了。好比一只聪明的受过训练的猩猩,牢记住了饲养者的某个手势。领悟什么手势是叫它干什么,并且表现了服从其暗示的情愿。从来也没流露过反感。可以认为,赵景宇打断他的话的方式,乃是他自己促使赵景宇形成的习惯。
那一天赵景宇打断他的话,以格外强调的口吻说:“对,领导者也不例外!在咱们单位,谁是领导者呢?我——”自指了一下,又指姚纯刚,“当然,还有他。这一条是专对我俩而言的。我不例外,他也不例外。”
当时他的鼻子差点没被气歪了。
赵景宇是转业军人。调来调去的,到过几个单位了。因为曾是军人,在一切他工作过的单位,都当过分工抓组织纪律性的头儿。大概人们都这么认为——军人是组织纪律性严格的人,军人是最适合抓组织纪律性的人了。他自己也不免这么认为。既然连他自己都这么认为,别的头儿们更是乐于拱手相让。将如今凡是一个单位提起来都令头儿们真正头疼的这一项不抓不行抓又非得罪人不可的工作,百分之百赞成百分之百信任地移交给他。他抓这项工作抓得十分认真。那就别提有多认真了。抓得严,严得很。所以他在哪一个单位都没能待长。但是他似乎从来也没怎么思考过个中原因,只当每一次调动都是正常调动,是工作需要,是党的需要。
他是每天上班最早的一个人,也是每天下班最晚的一个人。倒并不完全是车接车送的优越性使然,的的确确还在于他虽然转业了,仍严格恪守着那种军人特有的纪律性。北京车多为患,如果没有种自觉意识,车接也是可能经常迟到的。他是将也许频频遭际红灯,或者交通堵塞现象所耽误的时间,都预算在路途中的,所以“领导者也不例外”那一条,对他并不起什么实际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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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宇每天要说好多这样的话,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有时是在大小会上说,有时是在办公室内对他说,有时干脆是自己对自己说。
每当姚纯刚听着赵景宇说这样的话,两眼认真地注视对方,一脸聚精会神,装出一副认真听取教诲的样子。可他心里却感到特别恼火,巴不得啪啪扇对方几耳光才解恨。因为对方的话似乎是在向他强调,他还不具备和对方一样有资格经常作出决定的头脑,因此实际上还远非一位领导。尽管他自己也明白,对方其实并没有,甚至可以说丝毫也没有他细细咀嚼出的那么一层含意。
一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一,当他向群众公布到“领导也不例外”这一句时,赵景宇打断了他的话。赵景宇用手指敲点了几下桌子,他便缄口了,不往下说了。第一把手一贯以那么一种方式打断他这位第二把手的话。不论是他们面对群众的场合,还是两人单独交谈的时候。这方式早就使姚纯刚觉得傲慢无理了。公平地讲,赵景宇并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也许他从来也没认为他打断别人话的方式有什么不妥,但是姚纯刚可不这么认为。姚纯刚认为,赵景宇应该这么打断他的话——“对不起,纯刚,我插你一句。”按他的想法,还应该给他的杯里续点儿水,或者递他支烟。赵景宇讲话的时候,这两件事他是常做的。不为别的,为的是让群众看到并且相信,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是团结的、亲密的。可他讲话时,赵景宇从来也没想到过给他的杯里续点儿水,是的,一次也没有。更没有过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支烟递给他的时候。赵景宇的烟盒是不大往桌面上摆放的,想吸则从兜里掏出,刚吸着烟盒就入兜了。这一点也要公平地讲,赵景宇不是个小气的人,那仅仅是习惯问题而已。但在所有这些方面,姚纯刚觉得,群众一定会以为,他这第二把手,不过就是第一把手的副手而已。这常使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姚纯刚认为,当两个人面对不少人并坐着,其中一个人以手指敲点桌子的方式打断另一个的发言或讲话,意味着是在表明自己的权力,表明自己有权随时打断别人。何况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别人”,是第二把手。但是连这一点,似乎也不全是赵景宇的不对。因为在姚纯刚成为第二把手以后,在赵景宇第一次以那么一种方式打断他的话时,姚纯刚便牢记住了。好比一只聪明的受过训练的猩猩,牢记住了饲养者的某个手势。领悟什么手势是叫它干什么,并且表现了服从其暗示的情愿。从来也没流露过反感。可以认为,赵景宇打断他的话的方式,乃是他自己促使赵景宇形成的习惯。
那一天赵景宇打断他的话,以格外强调的口吻说:“对,领导者也不例外!在咱们单位,谁是领导者呢?我——”自指了一下,又指姚纯刚,“当然,还有他。这一条是专对我俩而言的。我不例外,他也不例外。”
当时他的鼻子差点没被气歪了。
赵景宇是转业军人。调来调去的,到过几个单位了。因为曾是军人,在一切他工作过的单位,都当过分工抓组织纪律性的头儿。大概人们都这么认为——军人是组织纪律性严格的人,军人是最适合抓组织纪律性的人了。他自己也不免这么认为。既然连他自己都这么认为,别的头儿们更是乐于拱手相让。将如今凡是一个单位提起来都令头儿们真正头疼的这一项不抓不行抓又非得罪人不可的工作,百分之百赞成百分之百信任地移交给他。他抓这项工作抓得十分认真。那就别提有多认真了。抓得严,严得很。所以他在哪一个单位都没能待长。但是他似乎从来也没怎么思考过个中原因,只当每一次调动都是正常调动,是工作需要,是党的需要。
他是每天上班最早的一个人,也是每天下班最晚的一个人。倒并不完全是车接车送的优越性使然,的的确确还在于他虽然转业了,仍严格恪守着那种军人特有的纪律性。北京车多为患,如果没有种自觉意识,车接也是可能经常迟到的。他是将也许频频遭际红灯,或者交通堵塞现象所耽误的时间,都预算在路途中的,所以“领导者也不例外”那一条,对他并不起什么实际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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