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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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小菁

  

  女人是时代的细节。往往,在被男人们所根本忽视的时代的褶皱里,女人确切地诠释了时代的许多副主题……如果,男人们已使时代越来越像戏剧了,那么,女人们作为“细节”,请使时代有些文学性,有些诗性吧!起码,请使它像音乐MTV吧!……

  

  “是表兄么?”

  

  “你是谁?”

  

  “我是表妹……”

  

  “拨错了吧?”

  

  “表兄,听不出我的声音了?我是紫菁啊!”

  

  “小菁呀,在哪儿呐?”

  

  “北京……”

  

  “出差?”

  

  “不,不是出差……”

  

  “怎么,离开深圳那家公司了?”

  

  “没,没有……还在那儿干。表兄,我是专程回来见你的……我……我摊上事儿了!……”

  

  “唔?……”

  

  “我完了!我要垮了……我想见到你……行吗?……”

  

  “当然行啊!什么时候来?”

  

  “那我立刻去!你千万别出门,在家等我!……”

  

  “好。我不出门。我在家等你……”

  

  放下电话,我的创作思路被彻底打断。怔怔地坐了片刻,收起稿纸,期待紫菁。我和紫菁的“表兄妹”关系,其实是子虚乌有的。她和她的双胞胎姐姐紫葶,是秦老的一对儿宝贝女儿。秦老原是北京画院的油画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遭际,六十年代初被贬到了哈尔滨,在某群众文化馆接受“改造”。偶尔也被抬举,指令画点儿方针政策宣传画,比如节约粮食方面的,计划生育方面的,号召储蓄方面的,生产安全方面的。当年几乎到处都可见到他的画,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邮局、粮店、街道办公室,大小单位大小工厂的会客室等等。只不过没几个人知道都是他画的。所以那些画也就没给他带来过什么名气。当然更没带来过丝毫“经济利益”。指令他画,就够恩典他的了。不经指令,他是不大敢摆弄画笔画板之类的。更多的时候,他是个“杂役”,收收发发,打扫室内外卫生,冲刷厕所,做过冬的煤球煤饼子,以及秋天帮着买菜,挨家挨户分菜,冬天早早地将各个房间的炉子生起火,烧好足够人们喝一天的开水。总之是个包揽了一切杂务的杂役,唯一的杂役。当年他四十三四岁,不知为什么仍是个单身汉。患了严重的胃病,面黄肌瘦的。看去形销骨立,怪让人怜悯的,然而他内心里仍有股子不卑不亢的傲气,转化成“上等人”似的优越感,无字宣言般刻在他那张见棱见角的阴冷石碑型的脸上。文化馆只发给他三十二元生活费,相当于工厂里刚满徒的一级工的工资。他吸烟,而且吸得很凶,三分之一的生活费被吸掉了,还有三分之一的生活费买药,剩下的三分之一才吃饭。至于衣服,也就只有一年又一年凑合着穿了。几乎所有的外衣都在作画时染上了颜色,东一条黄西一块绿的。看见他作画情形的人都说——哪儿像画家呀,分明像位指挥家,画笔便像指挥棒,大挥大洒,最终没了件体面衣服是必然的。人们背地里都叫他“秦相公”。大概是由于他那种落魄名人所竭力自保的穷酸狷士的风度吧。还有几句顺口溜形容他——远看是个讨饭的,近看是个捡破烂儿的,细看才看出是个画画儿的。内心里暗暗欣赏他的画技的人,给续了一句——再细看是个出类拔萃的。不错,尽管他当年时乖命蹇,被时代归入“另册”,属于没有公民权的“多余公民”,但气质上却总有那么一股子超凡脱俗似的劲儿。

  

  许多人不喜欢甚至反感他身上那股子劲儿。十之**都是他的同行——一些被称作画家和一心想被称作画家的人。

  

  “文革”中他们就沆瀣一气,合谋了三番五次地批斗他。用他们的话说,是要“扫荡扫荡”他身上那股子“非无产阶级”的、非“人民大众”的“精神贵族劲儿”。结果是越“扫荡”反而越严重。他们无奈,最后宣布他为“永远不可改造”的什么什么“分子”,从此悻悻作罢。其实他自己也无奈。

  

  当年我不过才是一个初中生。我认识他,是因我的一位小姨的关系。当年认我母亲作干姐的女人多,我的小姨便也多。认我母亲作干姐的女人,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形形色色。大抵都是些被命运压在社会最底层全没了什么挣扎希望的女人,也大抵都是些软弱善良的女人。“小姨”们之于我,不过是母亲笼而统之地丢给我的一种叫法儿。这里所提到的一位小姨,是当年我所有小姨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二十六岁,她父亲是白俄罗斯人。但是她没见过她的父亲。在她出生前,他便被中国政府遣送回国了。于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据说那白俄罗斯男人,是苏维埃政权一直通缉的一位伯爵,一位反动诗人。被遣送回国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伯爵了。但这也就留下了世人对小姨母亲的一些诟柄,都道是六十多岁的老家伙了,还能“种下个人”?指不定是怀上了哪一个“老毛子”的野种呐!于是那女人病故后,种种的诟柄便强迫性地由我这一位小姨“继承”了。她母亲死时她十九岁。她尽管漂亮,却不可能成为任何“正派”的有前程的青年真挚追求的姑娘。当年像耗子眼馋一块奶油蛋糕似的觊觎她的美貌的,尽是些不务正业的坏小子,吊儿郎当的好色之徒,乃至流氓。我母亲怜悯她,几次找各级街道干部们替她求情,才使她有了份儿自食其力的工作,和我母亲一块儿在街道鞋帮厂上班。一干就是七年。她原本是叫我母亲“婶儿”的,年龄大了几岁后,不知怎么,就改口叫我母亲“大姐”了。我对她的叫法,也便由“小娜姐”而“小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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