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大院，我竟流下一行泪——满足与失落在心中交织成一大片惆怅。那是迷惘的泪，对城市、对家、对种种亲情友情恋恋不舍的泪。
两年后，我从北大荒回城市探家期间，去那同学家里。他也下乡了。我去探望他父母。那是冬季。家家门窗都封得很严。
我正与他父母聊着，又听到了她的歌声，唱的还是主席诗词歌。
我竟听得一时有些发呆。
街道干部到同学家来发春节购物票证，以批判异类的口吻说：“听，又唱！不积极响应号召下乡，却想靠嗓子留在城市里，没门儿！
嗓子好就了不起了？就可以例外了？今年连过春节的购物票也不发给她！明年再不肯走，就得来干脆的了！……”
我知道“干脆的”意味着注销户口——当年对不符合留城照顾条件而又不情愿下乡的学生，是可以来“干脆的”一手的……我也能理解——自己的儿女下乡了的父母们，对于别人家企图“逃避运动”的儿女，殊无同情，且生反感，是多么自然……
但却实在不愿多听那街道干部说下去，起身匆匆告辞。
站在院子里，我呆望她家的门——希望那门适时而开，使我得以一见其面。
当然她家的门并未开，只有歌声传出，仿佛她在很远的地方唱。
即使门开了，她出现了，我也只不过想对她说一句话：“一向还好么？”
四年后，我有幸上大学，又到那同学家去。我承认，我去他家，一半的因素缘于与他的友情。既然我们是朋友，既然我回城市了，不论他在不在家，礼节上都应去探望他的父母。另一半的因素，是想再见到她。起码，想再听到关于她的情况……
在兵团，也有许多唱歌唱得好的知青。有的进了团的宣传队，有的进了师的甚至兵团总部的宣传队。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出身不良”而又有文艺特长的知青，“政审”方面每网开一面……
我在兵团时也每忆起她，常替她想——唉，姑娘啊，你还莫不如下乡吧！在这广阔天地，起码，你将有登台演唱的机会！尽管几乎一切舞台都是简陋的……
我愿把这心里话告诉她……
在同学家坐了两个多小时，竟没听到她在隔壁唱歌。
我吞吞吐吐地问：“隔壁那姑娘……现在……找到肯收她的文艺单位了么？……”
同学的母亲说：“嗨，那不明摆着痴心妄想么？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答应帮她，但条件是她得嫁给他。她信了，结婚后才明白上当了。那男人自我吹嘘，根本帮不了她。但后悔也晚了，要闹离婚。那男的哪肯与她离呀？她就吵、闹，那男的就打她。常青头肿脸地回娘家来。她父母嫌她给家庭丢人了，还常骂她……”
悲凉之感顿时笼罩我心，像鲁迅杂文中所说的“如酷暑之际中寒”……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如今，爱唱歌的青少年，以及一切人，只管唱吧！几乎到处都有供人唱歌的良好设备、环境、条件和方式……
如今，谁有好嗓子，谁想当歌星、当歌唱家，那么便对时代、对社会亮开歌喉吧！
谁还能阻挡一个人唱歌的权利呢？
谁还能阻挡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歌者人生呢？
这多好！多好！
而中国为了纠正这一个此前的错误，居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革”后近三十年的时间！而对于中国，那错误，只不过是许多种错误中最小最微不足道的错误……
在那最小最微不足道的错误异常顽固地错误着的近三十年中，有许许多多热爱唱歌，热爱跳舞，热爱体育，热爱表演，热爱音乐、绘画、雕塑以及其他一切艺术，并且确有天赋从事艺术从而成为艺术家的人，其热爱统统被扼死在人生的愿望中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听到关牧村的歌声时，被她醇厚润亮的音域迷住了。那是在我和几名知青重返北大荒的日子里，在夏季一个明媚的早晨，东方的天空朝霞烂漫——我依树仰望高挂的播音喇叭，崇拜地问别人：“知道是谁唱的么？知道是谁唱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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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从北大荒回城市探家期间，去那同学家里。他也下乡了。我去探望他父母。那是冬季。家家门窗都封得很严。
我正与他父母聊着，又听到了她的歌声，唱的还是主席诗词歌。
我竟听得一时有些发呆。
街道干部到同学家来发春节购物票证，以批判异类的口吻说：“听，又唱！不积极响应号召下乡，却想靠嗓子留在城市里，没门儿！
嗓子好就了不起了？就可以例外了？今年连过春节的购物票也不发给她！明年再不肯走，就得来干脆的了！……”
我知道“干脆的”意味着注销户口——当年对不符合留城照顾条件而又不情愿下乡的学生，是可以来“干脆的”一手的……我也能理解——自己的儿女下乡了的父母们，对于别人家企图“逃避运动”的儿女，殊无同情，且生反感，是多么自然……
但却实在不愿多听那街道干部说下去，起身匆匆告辞。
站在院子里，我呆望她家的门——希望那门适时而开，使我得以一见其面。
当然她家的门并未开，只有歌声传出，仿佛她在很远的地方唱。
即使门开了，她出现了，我也只不过想对她说一句话：“一向还好么？”
四年后，我有幸上大学，又到那同学家去。我承认，我去他家，一半的因素缘于与他的友情。既然我们是朋友，既然我回城市了，不论他在不在家，礼节上都应去探望他的父母。另一半的因素，是想再见到她。起码，想再听到关于她的情况……
在兵团，也有许多唱歌唱得好的知青。有的进了团的宣传队，有的进了师的甚至兵团总部的宣传队。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出身不良”而又有文艺特长的知青，“政审”方面每网开一面……
我在兵团时也每忆起她，常替她想——唉，姑娘啊，你还莫不如下乡吧！在这广阔天地，起码，你将有登台演唱的机会！尽管几乎一切舞台都是简陋的……
我愿把这心里话告诉她……
在同学家坐了两个多小时，竟没听到她在隔壁唱歌。
我吞吞吐吐地问：“隔壁那姑娘……现在……找到肯收她的文艺单位了么？……”
同学的母亲说：“嗨，那不明摆着痴心妄想么？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答应帮她，但条件是她得嫁给他。她信了，结婚后才明白上当了。那男人自我吹嘘，根本帮不了她。但后悔也晚了，要闹离婚。那男的哪肯与她离呀？她就吵、闹，那男的就打她。常青头肿脸地回娘家来。她父母嫌她给家庭丢人了，还常骂她……”
悲凉之感顿时笼罩我心，像鲁迅杂文中所说的“如酷暑之际中寒”……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如今，爱唱歌的青少年，以及一切人，只管唱吧！几乎到处都有供人唱歌的良好设备、环境、条件和方式……
如今，谁有好嗓子，谁想当歌星、当歌唱家，那么便对时代、对社会亮开歌喉吧！
谁还能阻挡一个人唱歌的权利呢？
谁还能阻挡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歌者人生呢？
这多好！多好！
而中国为了纠正这一个此前的错误，居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革”后近三十年的时间！而对于中国，那错误，只不过是许多种错误中最小最微不足道的错误……
在那最小最微不足道的错误异常顽固地错误着的近三十年中，有许许多多热爱唱歌，热爱跳舞，热爱体育，热爱表演，热爱音乐、绘画、雕塑以及其他一切艺术，并且确有天赋从事艺术从而成为艺术家的人，其热爱统统被扼死在人生的愿望中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听到关牧村的歌声时，被她醇厚润亮的音域迷住了。那是在我和几名知青重返北大荒的日子里，在夏季一个明媚的早晨，东方的天空朝霞烂漫——我依树仰望高挂的播音喇叭，崇拜地问别人：“知道是谁唱的么？知道是谁唱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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