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化大革命”，小小一个沿江屯，也几经“天翻地覆”。今天这个掌权，明天那个夺权。什么中央的路线斗争啦，什么党的命运啦，什么“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啦，也都跟沿江屯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而且，还似乎联系得蛮紧。其实，不过是那些热衷于夺权掌权的人们和县里的几个造反派头头们“联系在一起”罢了。小舞台演大剧，竟然也热热闹闹地演了十年。有剧就有种种角色。于是，竟然也出了些个什么“野心家”啦、“小爬虫”啦、“变色龙”啦、“复辟势力的代表”啦……也幸亏出了些个这样的角色，使沿江屯新生乍起的年轻人，那种可能完全集中在李占元一个人身上的勃发的政治冲动分散了、均摊了。李占元为此心中十分“感激”那些涌现出来的新角色。他在“风起云涌”的间隙，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夹缝中，尽量地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和“老老实实”的改造对象。他的生活信心不但没有被磨泯，反而更充足了。他知道，戏演到愈烈的时候，离该结束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因为，**一过，也就没什么戏唱了。他倒要看看，紧锣密鼓中发生的这一切，到头来究竟怎样结束、怎样收场？能否像写书的人们那样，来个出其不意、干净利落的“豹尾”，令人拍案击节、喝彩叫绝？
他并没白白期待。
公元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这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历史一页，猝然就被翻过去了。沿江屯的人们中，那些政治冲动早已松懈了的，暗暗庆幸自己清醒得还算早，没被这突然的历史动作狠狠摔在尘埃。到那时还欢蹦乱跳的，可就目瞪口呆，晕头转向了。想要赶紧变换脸上的油彩，已来不及了。小小一个沿江屯，自认为清清白白，没做过违心或亏心事的，竟寥寥无几。李占元和婉姐儿，当然，也包括在这寥寥无几的人们中。
那些谱写沿江屯屯志新篇的年轻人，也就只好很尴尬地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并认识到它实在并非沿江屯史值得骄傲的笔录，而是滑稽和耻辱的记载。为此，他们很难过。
沿江屯的人们，在对生活重新认识、重新思考、重新进行判断和评价，半茫然半省悟的心理状态中，又匆匆忙忙、纷纷乱乱地度过了两年。
公元一九七九年，党中央宣布，给“四类分子”普遍摘帽。李家又成了全屯人的议论中心，许多人怀着内疚来到李家，向李占元夫妇表示道贺。夫妇俩对人们的好意非常感谢，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么欢天喜地。因为，他们的内心被另一种欢喜充满了——他们的儿子考上了省城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成为李赵两家和整个沿江屯的第一个大学生。
摘帽会开过那一天，李占元对婉姐儿说：“过去你总说，我们李家受了你们赵家的牵连。今天可是反过来了，你们赵家受了我们李家的牵连了。我是被判过劳改的，这顶帽子恐怕是一辈子也摘不掉了，你不后悔吗？”
婉姐儿只是笑笑，什么都没有回答。
李占元偏要她回答。
婉姐儿只好顺口回答道：“你那顶帽子呀，我早就给你摘掉了，还用得着别人摘吗？”
李占元对她的回答心满意足。
至此，他们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向前奔着他们的好日子。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再没有时间抱怨他们受过的种种委屈了。也不想要求从他们过去的生活中，找补回什么，一个人只有一个命。他们的命过去被生活恶作剧地揉搓着，使他们的心在半麻木状态中顽强地憧憬着。他们如今终于是大彻大悟了，人不应做政治的玩偶。政治非要和他们过不去，他们也没有别的能够有效自卫的良策，还它一个满不在乎就是了……
到了公元一九八二年，某天，一辆小吉普车开进了沿江屯，直开到生产队队部——就是赵家原来的那幢老房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像所有中年就开始发福的女人那么胖。但胖得并不难看，倒是显得挺富态。她剪着齐耳短发，但头发全白了。她站在赵家旧宅前踌躇了一阵，脸上渐渐呈现出一种怅惘的表情，似乎凭吊以往失去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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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白白期待。
公元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这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历史一页，猝然就被翻过去了。沿江屯的人们中，那些政治冲动早已松懈了的，暗暗庆幸自己清醒得还算早，没被这突然的历史动作狠狠摔在尘埃。到那时还欢蹦乱跳的，可就目瞪口呆，晕头转向了。想要赶紧变换脸上的油彩，已来不及了。小小一个沿江屯，自认为清清白白，没做过违心或亏心事的，竟寥寥无几。李占元和婉姐儿，当然，也包括在这寥寥无几的人们中。
那些谱写沿江屯屯志新篇的年轻人，也就只好很尴尬地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并认识到它实在并非沿江屯史值得骄傲的笔录，而是滑稽和耻辱的记载。为此，他们很难过。
沿江屯的人们，在对生活重新认识、重新思考、重新进行判断和评价，半茫然半省悟的心理状态中，又匆匆忙忙、纷纷乱乱地度过了两年。
公元一九七九年，党中央宣布，给“四类分子”普遍摘帽。李家又成了全屯人的议论中心，许多人怀着内疚来到李家，向李占元夫妇表示道贺。夫妇俩对人们的好意非常感谢，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么欢天喜地。因为，他们的内心被另一种欢喜充满了——他们的儿子考上了省城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成为李赵两家和整个沿江屯的第一个大学生。
摘帽会开过那一天，李占元对婉姐儿说：“过去你总说，我们李家受了你们赵家的牵连。今天可是反过来了，你们赵家受了我们李家的牵连了。我是被判过劳改的，这顶帽子恐怕是一辈子也摘不掉了，你不后悔吗？”
婉姐儿只是笑笑，什么都没有回答。
李占元偏要她回答。
婉姐儿只好顺口回答道：“你那顶帽子呀，我早就给你摘掉了，还用得着别人摘吗？”
李占元对她的回答心满意足。
至此，他们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向前奔着他们的好日子。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再没有时间抱怨他们受过的种种委屈了。也不想要求从他们过去的生活中，找补回什么，一个人只有一个命。他们的命过去被生活恶作剧地揉搓着，使他们的心在半麻木状态中顽强地憧憬着。他们如今终于是大彻大悟了，人不应做政治的玩偶。政治非要和他们过不去，他们也没有别的能够有效自卫的良策，还它一个满不在乎就是了……
到了公元一九八二年，某天，一辆小吉普车开进了沿江屯，直开到生产队队部——就是赵家原来的那幢老房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像所有中年就开始发福的女人那么胖。但胖得并不难看，倒是显得挺富态。她剪着齐耳短发，但头发全白了。她站在赵家旧宅前踌躇了一阵，脸上渐渐呈现出一种怅惘的表情，似乎凭吊以往失去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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