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流露出了几分不快。
“这个……”
章世昭不停地咂舌，嘬牙，挠头，搓手。
他根本就不欠坐在他家里这个人的钱！
正如此人所说，全院差不多都知道他欠此人七百元钱！
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小型会议上，这位当年造反派的小头目痛心疾首，说自己所做一切不人道之事，完完全全是因为受了“四人帮”的毒害，说就是在他扇知识分子耳光的时候，心里边对知识分子其实也是充满着敬意和同情的。谓予不信呢，他举出了一个实例——章世昭老伴死时，他将多年积蓄的七百元借给了章世昭……
章世昭那一天偏偏不在场，因而荣幸地担了个“借”名。后来别人讲给他听，他只是笑笑而已。他明明没借嘛，自忖犯不着对质。自己平反了，心情舒畅。别人不安了，编出个瞎话以证明灵魂中善良的存在。不过如此罢了，何苦非要搞得人家狼狈呢？
这件事着实让大赵得了些美誉，轻易地“过了关”。章世昭则很为自己的沉默自得，能成全人便成全人么。
没想到瞎话变成真实，今天人家来要钱了！
不还？不还不是赖账么！澄清事实？澄不清了！该澄清的时候没及时澄清，活该您呐！
章世昭心里这个气呀！可又能生谁的气呢？生眼面前这个人的气？您欠了人家七百元钱，一欠就欠了十来年，您还生人家的气？只有生自己的气，可这有什么用！
他正暗自寻思该如何对付，大赵亮了底牌：“副院长，我虽是个大老粗，可讲良心。您伤了我的感情了！分房时，您没替我说一句话！哪怕您替我说过一句话，最终分到分不到的，我也不会今天来向您提当年的七百元钱！”
原来如此，章世昭连连道歉：“我不对，我不对。可你知道，在分房上，我并没什么权力……”
“副院长，您别来这套了！大后天还我钱！”
人家站起，拍拍屁股，扬长而去。
人家出门去了，他只有摔茶杯的份儿……
喜剧、悲剧、闹剧、滑稽剧、“单出头”、“二人转”、“三人抬”——一场场一幕幕一折折，总算是都演过去了。一百五十个人获得了钥匙，五百五十多人从此同仇敌忾，准备闹他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不愿对群众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章世昭和艾文远，还是对群众说了假话说了大话说了空话。他们红口白牙信誓旦旦要为研究院再盖起一幢楼！不难设想，等他们下台之日，一定是怨声载道骂声载道该千刀万剐遗臭万年了！而不向群众许下他们根本兑现不了的“空中楼阁”，眼前这幢十五层大楼可能到2000年也住不进人去！
然而章世昭此刻的心情，毕竟是长时期以来最好的一会儿。不，用“最好”还不足以形容，应该用“最最好”形容。
他手中把玩着一串钥匙——在那十五层的大楼中，有一个单元是属于他家。三室一厅。除了他八十余岁的老母亲，他为全家每人配了一把钥匙。他不禁回头看了老母亲一眼，老母亲也在从窗口瞩望着月辉沐浴下的那幢高楼。老母亲一辈子没住过有暖气的房间，不久便可以住上了！
他忽然想起了杜甫那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进而想到范仲淹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他不禁惭愧起来，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跟古人相比还是低得很，全院仍有五百五十多户人家饱受着“居住空间饥饿综合征”的折磨呀！刚才他在老艾家来着。两位领导者背着群众互相预祝了乔迁之喜。喝着“竹叶青”，佐着一听驴肉罐头和一盘花生米，指点江山，批评时事。章世昭觉得，曾一度雄风飒爽，志在重振分心离德的研究院全体士气的老艾，有点渐渐地变成一个令人沮丧的悲观主义者了。老艾却从理论上寻找自己所以万念俱灰的依据，认为研究院的根本症结在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搅在一块堆，搅来搅去也搅不清楚。知识分子被搅得还是像“臭老九”——光说“老九不能走”，却并不把“老九”当朋友。“工人阶级”又不服气，对于“老九”们“光着屁股坐花轿”也看着嫉妒，因为他们也曾坐过“花轿”。所以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搅在一起的任何地方，阵容对比又旗鼓相当的话，是甭指望“工人阶级”好好抬轿子的，他们不变着法儿颠散知识分子的骨头架子才怪呢！章世昭听得直想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思想，流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不良情绪，应该加以严肃批评。他比他这位知识分子贤弟年长两岁，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批评帮助之。他还没来得及批评帮助呐，一个人听得火了——不是别人，是老艾的女婿。这位研究院附属厂的工人，虽然由于自己是“工人阶级”，在老泰山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家庭里自卑得要命，但自己无论多么自卑都可以，却容不得别人更容不得老婆、老泰山一干人等“歧视”。他默默地坐在一旁，是想听听两人谈些什么与“工人阶级”福利相关的话题，明天好向工友们超前透露点“参考消息”的。老艾偏没发觉女婿坐在那儿，“歧视”就未免有几分“公然”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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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章世昭不停地咂舌，嘬牙，挠头，搓手。
他根本就不欠坐在他家里这个人的钱！
正如此人所说，全院差不多都知道他欠此人七百元钱！
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小型会议上，这位当年造反派的小头目痛心疾首，说自己所做一切不人道之事，完完全全是因为受了“四人帮”的毒害，说就是在他扇知识分子耳光的时候，心里边对知识分子其实也是充满着敬意和同情的。谓予不信呢，他举出了一个实例——章世昭老伴死时，他将多年积蓄的七百元借给了章世昭……
章世昭那一天偏偏不在场，因而荣幸地担了个“借”名。后来别人讲给他听，他只是笑笑而已。他明明没借嘛，自忖犯不着对质。自己平反了，心情舒畅。别人不安了，编出个瞎话以证明灵魂中善良的存在。不过如此罢了，何苦非要搞得人家狼狈呢？
这件事着实让大赵得了些美誉，轻易地“过了关”。章世昭则很为自己的沉默自得，能成全人便成全人么。
没想到瞎话变成真实，今天人家来要钱了！
不还？不还不是赖账么！澄清事实？澄不清了！该澄清的时候没及时澄清，活该您呐！
章世昭心里这个气呀！可又能生谁的气呢？生眼面前这个人的气？您欠了人家七百元钱，一欠就欠了十来年，您还生人家的气？只有生自己的气，可这有什么用！
他正暗自寻思该如何对付，大赵亮了底牌：“副院长，我虽是个大老粗，可讲良心。您伤了我的感情了！分房时，您没替我说一句话！哪怕您替我说过一句话，最终分到分不到的，我也不会今天来向您提当年的七百元钱！”
原来如此，章世昭连连道歉：“我不对，我不对。可你知道，在分房上，我并没什么权力……”
“副院长，您别来这套了！大后天还我钱！”
人家站起，拍拍屁股，扬长而去。
人家出门去了，他只有摔茶杯的份儿……
喜剧、悲剧、闹剧、滑稽剧、“单出头”、“二人转”、“三人抬”——一场场一幕幕一折折，总算是都演过去了。一百五十个人获得了钥匙，五百五十多人从此同仇敌忾，准备闹他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不愿对群众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章世昭和艾文远，还是对群众说了假话说了大话说了空话。他们红口白牙信誓旦旦要为研究院再盖起一幢楼！不难设想，等他们下台之日，一定是怨声载道骂声载道该千刀万剐遗臭万年了！而不向群众许下他们根本兑现不了的“空中楼阁”，眼前这幢十五层大楼可能到2000年也住不进人去！
然而章世昭此刻的心情，毕竟是长时期以来最好的一会儿。不，用“最好”还不足以形容，应该用“最最好”形容。
他手中把玩着一串钥匙——在那十五层的大楼中，有一个单元是属于他家。三室一厅。除了他八十余岁的老母亲，他为全家每人配了一把钥匙。他不禁回头看了老母亲一眼，老母亲也在从窗口瞩望着月辉沐浴下的那幢高楼。老母亲一辈子没住过有暖气的房间，不久便可以住上了！
他忽然想起了杜甫那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进而想到范仲淹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他不禁惭愧起来，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跟古人相比还是低得很，全院仍有五百五十多户人家饱受着“居住空间饥饿综合征”的折磨呀！刚才他在老艾家来着。两位领导者背着群众互相预祝了乔迁之喜。喝着“竹叶青”，佐着一听驴肉罐头和一盘花生米，指点江山，批评时事。章世昭觉得，曾一度雄风飒爽，志在重振分心离德的研究院全体士气的老艾，有点渐渐地变成一个令人沮丧的悲观主义者了。老艾却从理论上寻找自己所以万念俱灰的依据，认为研究院的根本症结在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搅在一块堆，搅来搅去也搅不清楚。知识分子被搅得还是像“臭老九”——光说“老九不能走”，却并不把“老九”当朋友。“工人阶级”又不服气，对于“老九”们“光着屁股坐花轿”也看着嫉妒，因为他们也曾坐过“花轿”。所以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搅在一起的任何地方，阵容对比又旗鼓相当的话，是甭指望“工人阶级”好好抬轿子的，他们不变着法儿颠散知识分子的骨头架子才怪呢！章世昭听得直想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思想，流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不良情绪，应该加以严肃批评。他比他这位知识分子贤弟年长两岁，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批评帮助之。他还没来得及批评帮助呐，一个人听得火了——不是别人，是老艾的女婿。这位研究院附属厂的工人，虽然由于自己是“工人阶级”，在老泰山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家庭里自卑得要命，但自己无论多么自卑都可以，却容不得别人更容不得老婆、老泰山一干人等“歧视”。他默默地坐在一旁，是想听听两人谈些什么与“工人阶级”福利相关的话题，明天好向工友们超前透露点“参考消息”的。老艾偏没发觉女婿坐在那儿，“歧视”就未免有几分“公然”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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