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松井先生的女婿见到他们时，却发觉他的，更确切地说是他岳父大人的这两位中国客人无精打采愁眉紧锁，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忐忑不安黯然神伤的样子，仿佛在送走两个日本妓女回来的路上，丢了他们自己的心魂似的。经再三追问，他们才道出他们心底的恐惧——原来一夜的寻欢作乐之后，他们倏忽地想到了三个可怕的字——艾滋病。松井先生的女婿就安慰他们，说没那么巧的事，说比例是很小的。说他询问过她们，她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也就是说她们的“质量”是完全可信的。还说，为了对嫖客负起人道主义的责任，她们都是被要求定期体检，体检合格了，才会允许填表，重新登记，重新注册。没经体检没经注册是犯法的，好比无照营业是犯法的一样。两人听了，这才放下心来，都又觉得日本确实有许多让人乐不思蜀流连忘返之处了……
五天后他们回到东京，被安顿在一家三等旅店。剩下的五天，石根家族的不同成员，轮番陪他们逛商场，还给了他们每人两万日元的零花钱。在他们回国前，赠送了他们一人一套便宜的西服，并且配有一条便宜的领带……
于是他们对松井先生非常感恩戴德起来，觉得这十天之中，着实地是太给松井先生的家属们添麻烦了。他们在日本“度假”，而松井先生本人，却仍在中国主持着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竟觉得非常羞惭了。所以，当被要求在行李中夹带回中国两部电脑散件时，他们便都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了……
其实，他们有所不知，他们在日本那十天内的行止，包括每天的伙食标准、住宿开销，乃至买什么礼物赠送给他们，都是松井先生早有详细安排，并提前写信通知了家属们的。
在松井先生方面，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接待。细算下来，他们夹带回中国的两部电脑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就地“处理”，所赚之钱比送给他们每人那套便宜西装连同那条便宜领带所花的钱要多得多……
当两个第一次出国的中国男人在机场很动情地说些感激的话的时候，松井先生家族的送行者们，内心里却是极其瞧不起他们的。在对方眼里，他们并非什么客人，而只不过是——松井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的两名雇员罢了。投资企业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对方想来，雇员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雇员永远是雇员，统统都先是雇员。对方的热情接待，不过是按照松井先生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罢了。松井先生的要求是——钱要花得越少越好，态度却要越热情越好……
而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想来——一个出过国的中国人，便是很有些“高级”起来的中国人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倘竟一次国门都没出去过，不是活得太掉价了吗？松井先生圆了他们的出国梦，所以他们要对松井先生感恩戴德，以后还要对松井先生忠心不二。尤其韩德宝，自我感觉没比的好，松井先生心中有他，他是陪中方副经理一块儿去日本“度假”的。全厂五十多名中国员工中，只有他一个人首享殊荣，这一点使他认为，在这个小小的合资企业中，他的地位是仅次于中方副经理的一个人物……
他就是从日本回到中国不久以后，认识了他的妻子赵敏的。她是“昭和”附近一处小小的邮电所的邮电员。那邮电所只两名邮电员，另一位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除了星期一、星期六两天忙碌些，她们平时挺清闲的。韩德宝有次替松井先生到那儿去发信，一见之下就被她那张秀色可餐的脸儿迷住了。他想不到在离他那么近又那么小那么冷清那么不起眼儿的地方，竟存在着那么可爱的一位待嫁的姑娘。而她对于俨然一副“白领阶层”派头的他，似乎也芳心萌动。他寄完了信还搭搭讪讪地跟她说了半天话儿，走时送给她一张那种叫作“撕不烂”的名片。名片上的文字显示他是“昭和”集团公司的“公关部主任”，是他背着松井先生偷印的。其实松井先生知道他这种行为，也见识过一张他偷印的名片。不过因为他的行为非但不至于损害“昭和”的什么利益，反而能对“昭和”起到某种变相的夸张了的广告效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不知道。后来干脆给他正名，真的封了他一个“公关部主任”的莫须有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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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他们回到东京，被安顿在一家三等旅店。剩下的五天，石根家族的不同成员，轮番陪他们逛商场，还给了他们每人两万日元的零花钱。在他们回国前，赠送了他们一人一套便宜的西服，并且配有一条便宜的领带……
于是他们对松井先生非常感恩戴德起来，觉得这十天之中，着实地是太给松井先生的家属们添麻烦了。他们在日本“度假”，而松井先生本人，却仍在中国主持着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竟觉得非常羞惭了。所以，当被要求在行李中夹带回中国两部电脑散件时，他们便都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了……
其实，他们有所不知，他们在日本那十天内的行止，包括每天的伙食标准、住宿开销，乃至买什么礼物赠送给他们，都是松井先生早有详细安排，并提前写信通知了家属们的。
在松井先生方面，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接待。细算下来，他们夹带回中国的两部电脑散件，组装后在中国就地“处理”，所赚之钱比送给他们每人那套便宜西装连同那条便宜领带所花的钱要多得多……
当两个第一次出国的中国男人在机场很动情地说些感激的话的时候，松井先生家族的送行者们，内心里却是极其瞧不起他们的。在对方眼里，他们并非什么客人，而只不过是——松井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的两名雇员罢了。投资企业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对方想来，雇员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雇员永远是雇员，统统都先是雇员。对方的热情接待，不过是按照松井先生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罢了。松井先生的要求是——钱要花得越少越好，态度却要越热情越好……
而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想来——一个出过国的中国人，便是很有些“高级”起来的中国人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倘竟一次国门都没出去过，不是活得太掉价了吗？松井先生圆了他们的出国梦，所以他们要对松井先生感恩戴德，以后还要对松井先生忠心不二。尤其韩德宝，自我感觉没比的好，松井先生心中有他，他是陪中方副经理一块儿去日本“度假”的。全厂五十多名中国员工中，只有他一个人首享殊荣，这一点使他认为，在这个小小的合资企业中，他的地位是仅次于中方副经理的一个人物……
他就是从日本回到中国不久以后，认识了他的妻子赵敏的。她是“昭和”附近一处小小的邮电所的邮电员。那邮电所只两名邮电员，另一位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除了星期一、星期六两天忙碌些，她们平时挺清闲的。韩德宝有次替松井先生到那儿去发信，一见之下就被她那张秀色可餐的脸儿迷住了。他想不到在离他那么近又那么小那么冷清那么不起眼儿的地方，竟存在着那么可爱的一位待嫁的姑娘。而她对于俨然一副“白领阶层”派头的他，似乎也芳心萌动。他寄完了信还搭搭讪讪地跟她说了半天话儿，走时送给她一张那种叫作“撕不烂”的名片。名片上的文字显示他是“昭和”集团公司的“公关部主任”，是他背着松井先生偷印的。其实松井先生知道他这种行为，也见识过一张他偷印的名片。不过因为他的行为非但不至于损害“昭和”的什么利益，反而能对“昭和”起到某种变相的夸张了的广告效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不知道。后来干脆给他正名，真的封了他一个“公关部主任”的莫须有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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