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萧文琪三十九岁的时候，省美术家协会新领导班子组成。为了能给美协创点儿收，给会员们谋点儿福利，软磨硬泡，死乞白赖地从省委宣传部“榨”到了四十万元钱，成立了一所业余美术学校。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想学，只要交钱，都在录取范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省委宣传部批拨了那四十万元是极不情愿的。当场面对面下达给美协一句话：只许赚，不许赔。赔了，以后一分钱也甭想再申请到！美协对那四十万的前途岂能掉以轻心？对那仿佛被成功地骗了一次钱似的所发的告诫，岂能不高度重视？于是呢，开了一次核心会，又开一次，再开一次。这次请文联党组的头头参加，下次请教育局教委的同志列席；左一番研讨，右一番斟酌，终于形成集体的协议——投！也就是敢往业余美术学校花了。实际上当时有点儿骑虎难下，不投不行了。因为租校舍的合同已经签了；招生广告已经在报上发了；而且，不少报名者已经形势喜人地找上了门。十年前仍是“交学费”这种理念流行着的年代。但对于一个省的美术家协会，“交学费”无疑是一种犯罪思想。谁的头脑里也不敢把那四十万当学费看待。谁都掂量得出它的分量。一旦有什么闪失，上边一恼火断了奶，什么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统统都得完蛋。所以，委派已经离休的上一届美协主席及在职的美协党委副书记和一位副主席，亲自挂帅担任业余美术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不消说，他们都是党很信任的好同志。而他们，一致强烈地要求，再增派一位可靠的，绝对服从他们领导的，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的实干家式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认为非“老蔫”萧文琪莫属。萧文琪是个丑人不假，但他是个正派人，那也是有口皆碑的。这时萧文琪艺术创作方面尚一无成就。他不是学院出身，是“文革”前从青少年业余美术爱好者中选拔到美协重点培养的艺术苗子之一。“文革”一开始，那批苗子就整批地被视为“黑苗子”了。其实呢，原本都是些初中或高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一被“文革”视为“黑苗子”，就都急了，为证明自己不是“黑苗子”，造起反来凶得不得了。独萧文琪自己，并不那样。他家在农村，他卷起铺盖回农村当“半拉子”，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去了。所谓“半拉子”，就是说还没到成年，一天再怎么干，最多只能挣成年人一半的工分。他偶尔也进城，到美协转转，看看，到这位于老师那位李老师家里，送去新鲜的菜蔬。接着出示自己的习作，请教指点，不管对方是不是已经被当时的政治打入另册了。他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怕受牵连，也不在乎受牵连。而对方呢，感动于一个农村的孩子对绘画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虔诚追求，倒也乐于暗中引导。甚至送些画册、纸笔、颜料之类的给他。挂帅业余美术学校校长的范大宣，当年是美协的才子，专画工笔仕女画，在全国已是位数得着的名家了。所以“文革”中被斗得也最惨。他被斗得没处躲没处藏的日子里，萧文琪偷偷地将他接到农村自己家里掩护了一个多月，持弟子礼，待为家中上宾。“文革”一结束，那些因被视为“黑苗子”而一心想证明自己是“红苗子”进而大造其反的，又几乎整批地被扫地出门了。十来年中他们只造反了，只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瞎起哄了，艺术方面毫无长进，也就只有接受被无情淘汰的命运。范大宣是位好人，心里始终想着萧文琪。当选为主席后，一封信，将萧文琪火速召去。萧文琪那一年已成了地道的农民。不再是“半拉子”了，挣全分了。他也不知范大宣为什么急见他，但总之还是要请教一番的。去美协时带了二十几幅画和半麻袋玉米。那是秋季，玉米才熟，城里人都爱吃个新鲜劲儿。范大宣当即吩咐妻子将玉米东家西家分了，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看萧文琪的画。再接着挽留萧文琪在自己家里住两天。萧文琪说：“范老师，不行啊，忙秋收呢，我在您这儿住不踏实啊。”范大宣说：“那，一天行不行？就住一天！这是我对你的要求。我这么要求，自然有我的道理。”萧文琪不便多问，一脸困惑地勉强答应了。就在那一天，范大宣召开了一次领导班子会，将萧文琪的画挂满了会议室四壁，余下的铺展了一地，希望大家明确表示——萧文琪够不够资格被重新招进美协？他原以为将费很多口舌才能说服大家，没想到大家表态表得非常痛快——够啊，怎么不够？美协有培养美术家的义务和责任嘛！当年的一批中竟有这么一个没被“文革”糟蹋了，是咱们的欣慰啊！其实，领导班子里的另几位，也和范大宣一样，对萧文琪有值得感激之处。即使没和萧文琪接触过的，也耳闻过他在“文革”中的好口碑。谁都想成全一个善良的农村青年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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