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怀念过巧克力吗？”
他微笑了，笑得像一个一下子被窘住了的姑娘似的，显出了很羞涩的模样。
“巧克力嘛，值得我怀念的已经够多的了。我可不愿意使那一切都带有巧克力的味道。”
同学们的表情，却变得比在班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严肃起来。
“我说，你们为什么都变得如此严肃了啊？”
没有一个同学回答。也没有一个同学想回答。
“你们怎么了？”
沉默。
气氛不寻常的沉默。
“我已经把自己，你们的班主任，比较详细地向你们作了介绍。我在第一天走入这个教室后，忽略了这一点，没有预料到你们会对我有许多好奇心，这是我的错。我们班因此失去了红旗，不得不接受了黑旗，应该说更主要是我的责任。我向大家表示歉意。请同学们原谅我……你们谁还希望对于你们的班主任知道和了解其他什么方面吗？”
教室里依然一片沉默。
一片气氛严肃的沉默。
我敏感地觉察到。在这一种沉默之中，潜伏着某种不信任，甚至是某种怀疑。这并不难觉察到。因为它首先就在我自己心里蠕动，像一条毛虫蠕动那样。
然而他却丝毫没有觉察到，也许他根本不可能具有那一种敏感，也许他根本不愿将我们这些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朝稍微复杂一点儿的方面去估计。如今人们认为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很单纯，而当代的孩子太复杂。其实这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将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与当代的孩子相比，在某些方面，简直无异于将一只聪明的猩猩与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相比。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恰恰反过来，更像猩猩的是当代的孩子，五六十年代的我们是与不怎么聪明的猩猩相比而过分聪明的孩子。
他既然丝毫没有觉察到什么，他又怎能对我们那一种沉默格外敏感呢？他只不过觉得我们都忽然变得难以琢磨了而已。他有几分不解有几分迷惘地望着我们，竟渐渐笑了。
“你们不喜欢听？”
沉默。
“那我开始读《安徒生童话集》怎样？”
沉默。
“你们可真是些有意思的孩子！……”
于是他开始读。
公平地说，他比李老师读得还要好。
我望着他，我暗自想——冼老师，冼约翰，傻老师，你今天讲得糟透了！不，不是讲得糟透了，而是压根儿就不该产生对我们讲的念头！老师呀老师，是你这个念头糟透了。无论谁讲，无论怎么讲，无论讲给谁听，大人抑或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只要一讲出来，结果只能是糟透了！老师呀老师，这一切是万万不可以随便讲的哇！是被逼着讲也不能如实全讲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糟透了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而你居然还没有意识到！
我内心里很同情他。
他是一个最傻的大人，一位最傻的老师。我这么认为。我对他的同情好比同情一个大傻瓜！……
老师呀老师，你都讲了些什么啊！
试想想，一个人的经历，和美国，和台湾，和香港紧密联系在一起，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个人的经历吗？收音机、报纸、文件、电影、话剧、语文课本、小人书，从大中小学校的阶级斗争报告会，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居委会进行的宣传会，都在大讲台湾蒋军准备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蒋特务又大抵是从香港潜入国内的！有些美蒋特务从海上偷渡的方式方法，虽然比他采取的方式方法高明，可也大同小异。而且他自己公开承认他是喝牛奶吃面包巧克力长大的。而且他家仅三口人就住一幢小楼房，还有私人花园有草坪。那么他是一个确凿的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后代无疑！而且他说他时常怀念起美国来，怀念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和资产阶级爸爸妈妈，怀念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怀念一位……对美国人能说是一位吗——一个美国佬！还宣传那美国佬是非常善良的美国佬！还充满感情地说他爱那个美国佬像爱自己的父亲！由于对那个美国佬的爱，他居然态度那么坚决地不肯改他的美国名字，而重新起一个中国名字！……开学不久学校请了一位名叫岳红红的女中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她揭发她的三舅收到几次她大舅的信，而她的大舅在香港。她还将那些信件想方设法从三舅家偷出来或从舅母手中骗到，交给了学校，学校又转给了公安局。她大舅在信中劝她三舅，与其在国内挨饿，莫如寻找机会到香港“干事”。那些信都是转弯抹角从香港捎到国内，才寄到她三舅家里的。因此她三舅成了香港敌特的“策反对象”。既然信件只写“干事”，而没有具体写明干什么事，那么必定也包括干反革命的罪恶勾当无疑了。结果她三舅被开除公职，依法逮捕，判刑四年。据说因为认罪态度较好，交代较彻底，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法律政策，才获得从轻判处的。否则判五六年都不止。而她大义灭亲，具有阶级斗争觉悟，光荣地入了团。她口才很好，相当能说、会说，报告作得极其精彩，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市电台还为她的报告现场录了音。在晚上七点半以后的黄金收听时间专题广播，引起强烈反响。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听过报告后，遵照学校指示，人人写了一篇“心得体会”，贴在各个班的墙报上。“擦亮你的眼睛，也许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你身边！提高你的警惕，也许阶级敌人正是你最熟悉最亲近的人。挨饿并不可怕。自然灾害总会过去，可怕的是麻痹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天天和阶级敌人相处在一起而不能识破他们的嘴脸！……”——那女中学生报告中的一段话，曾在作文课上被我们班的男女同学互相抄来抄去。还被学校请的一位书法家写在巨大的宣传牌上——它耸立在教学楼一入楼的正厅，非常醒目。任何人的目光想躲也躲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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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微笑了，笑得像一个一下子被窘住了的姑娘似的，显出了很羞涩的模样。
“巧克力嘛，值得我怀念的已经够多的了。我可不愿意使那一切都带有巧克力的味道。”
同学们的表情，却变得比在班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严肃起来。
“我说，你们为什么都变得如此严肃了啊？”
没有一个同学回答。也没有一个同学想回答。
“你们怎么了？”
沉默。
气氛不寻常的沉默。
“我已经把自己，你们的班主任，比较详细地向你们作了介绍。我在第一天走入这个教室后，忽略了这一点，没有预料到你们会对我有许多好奇心，这是我的错。我们班因此失去了红旗，不得不接受了黑旗，应该说更主要是我的责任。我向大家表示歉意。请同学们原谅我……你们谁还希望对于你们的班主任知道和了解其他什么方面吗？”
教室里依然一片沉默。
一片气氛严肃的沉默。
我敏感地觉察到。在这一种沉默之中，潜伏着某种不信任，甚至是某种怀疑。这并不难觉察到。因为它首先就在我自己心里蠕动，像一条毛虫蠕动那样。
然而他却丝毫没有觉察到，也许他根本不可能具有那一种敏感，也许他根本不愿将我们这些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朝稍微复杂一点儿的方面去估计。如今人们认为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很单纯，而当代的孩子太复杂。其实这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将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与当代的孩子相比，在某些方面，简直无异于将一只聪明的猩猩与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相比。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恰恰反过来，更像猩猩的是当代的孩子，五六十年代的我们是与不怎么聪明的猩猩相比而过分聪明的孩子。
他既然丝毫没有觉察到什么，他又怎能对我们那一种沉默格外敏感呢？他只不过觉得我们都忽然变得难以琢磨了而已。他有几分不解有几分迷惘地望着我们，竟渐渐笑了。
“你们不喜欢听？”
沉默。
“那我开始读《安徒生童话集》怎样？”
沉默。
“你们可真是些有意思的孩子！……”
于是他开始读。
公平地说，他比李老师读得还要好。
我望着他，我暗自想——冼老师，冼约翰，傻老师，你今天讲得糟透了！不，不是讲得糟透了，而是压根儿就不该产生对我们讲的念头！老师呀老师，是你这个念头糟透了。无论谁讲，无论怎么讲，无论讲给谁听，大人抑或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只要一讲出来，结果只能是糟透了！老师呀老师，这一切是万万不可以随便讲的哇！是被逼着讲也不能如实全讲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糟透了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而你居然还没有意识到！
我内心里很同情他。
他是一个最傻的大人，一位最傻的老师。我这么认为。我对他的同情好比同情一个大傻瓜！……
老师呀老师，你都讲了些什么啊！
试想想，一个人的经历，和美国，和台湾，和香港紧密联系在一起，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个人的经历吗？收音机、报纸、文件、电影、话剧、语文课本、小人书，从大中小学校的阶级斗争报告会，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居委会进行的宣传会，都在大讲台湾蒋军准备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蒋特务又大抵是从香港潜入国内的！有些美蒋特务从海上偷渡的方式方法，虽然比他采取的方式方法高明，可也大同小异。而且他自己公开承认他是喝牛奶吃面包巧克力长大的。而且他家仅三口人就住一幢小楼房，还有私人花园有草坪。那么他是一个确凿的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后代无疑！而且他说他时常怀念起美国来，怀念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和资产阶级爸爸妈妈，怀念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怀念一位……对美国人能说是一位吗——一个美国佬！还宣传那美国佬是非常善良的美国佬！还充满感情地说他爱那个美国佬像爱自己的父亲！由于对那个美国佬的爱，他居然态度那么坚决地不肯改他的美国名字，而重新起一个中国名字！……开学不久学校请了一位名叫岳红红的女中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她揭发她的三舅收到几次她大舅的信，而她的大舅在香港。她还将那些信件想方设法从三舅家偷出来或从舅母手中骗到，交给了学校，学校又转给了公安局。她大舅在信中劝她三舅，与其在国内挨饿，莫如寻找机会到香港“干事”。那些信都是转弯抹角从香港捎到国内，才寄到她三舅家里的。因此她三舅成了香港敌特的“策反对象”。既然信件只写“干事”，而没有具体写明干什么事，那么必定也包括干反革命的罪恶勾当无疑了。结果她三舅被开除公职，依法逮捕，判刑四年。据说因为认罪态度较好，交代较彻底，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法律政策，才获得从轻判处的。否则判五六年都不止。而她大义灭亲，具有阶级斗争觉悟，光荣地入了团。她口才很好，相当能说、会说，报告作得极其精彩，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市电台还为她的报告现场录了音。在晚上七点半以后的黄金收听时间专题广播，引起强烈反响。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听过报告后，遵照学校指示，人人写了一篇“心得体会”，贴在各个班的墙报上。“擦亮你的眼睛，也许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你身边！提高你的警惕，也许阶级敌人正是你最熟悉最亲近的人。挨饿并不可怕。自然灾害总会过去，可怕的是麻痹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天天和阶级敌人相处在一起而不能识破他们的嘴脸！……”——那女中学生报告中的一段话，曾在作文课上被我们班的男女同学互相抄来抄去。还被学校请的一位书法家写在巨大的宣传牌上——它耸立在教学楼一入楼的正厅，非常醒目。任何人的目光想躲也躲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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