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醒来时，已在家中，已在书房里的小单人床上，已是晚上了。床边守护着冉，冉身后站立着他的众弟子。老伴儿在客厅里哭。她觉得把她的脸也丟光了……
好几名弟子手中拿着印有他们名字的书，当然没人给他们寄过样书，都是他们买的。
他质问冉这一切作何解释。
冉无言以答。
一名弟子说，原先总抱怨搞学问的，不如作家们出名快。这下可全出名了，没想到出名并不难……
一名弟子说，按严格的语法要求，所有书名中的“的”字，其实都是一个多余的字，应该删去……
一名弟子说，封面还可以，至于内容，只有一半儿是他译的，另一半儿不知是什么人的手笔……
只有一名弟子仍保持经济头脑，说别的都甭扯了，要稿费是大事。十几本一套书，稿费加在一起至少该是五六万。被骗奸了就被骗奸了吧！逼良为娼的事儿别人经历过，咱们经历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稿费到手，认了。冉的作用仍不可一概抹杀。有了那五六万元钱，咱们被骗奸了一次也不亏啊……
当父亲的质问女儿，那些个体书商，怎么会有他的照片？冉说，当初他们中的一个走后，她觉得玻璃板下少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怀疑可能哪人偷走了。但没想到会被印在书上，也就没当一回事……
冉哭了。她一哭，父亲的弟子们，便都劝起她来。都说他们的话，没有半点儿责怪她的意思在内，不过是一通自我调侃。人遇到不快的事，自我调侃不是比较能想得开的态度吗？他们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替他们催讨稿费这一任务，她得明确接受下来啊！……
于是她的父亲，也就不再质问她什么了，只说：“稿费一分钱也他妈的不许少！……”
老头子一向很讲语言文明，从不说“他妈的”。那一天不但说了“他妈的”，而且还骂了超“国骂”的话……
冉讲着这些的时候，像位作家在口述一篇小说。讲到某处，甚至还自笑。或者，停顿那么一两分钟，仿佛继续构思的样子，仿佛当我是她的记录者，怕我的记录速度跟不上，等等我。似乎，她已经忘了为什么讲给我听，忘了她曾为什么哭……
我问冉，她替她父亲索讨到了那笔稿费没有。我挺替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窝心的。我暗想我若是那些个体书商们，一定给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开每千字五十元，不，开每千字六十元的稿酬。否则，真是天理不容，真是良心不安的事。
“没处讨去。”冉摇头，“我又没当过代理人，也不知他们住什么地方。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要么是别的不相干的单位的，要么是些死号码。连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朋友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都好像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出版单位向新闻出版署状告我父亲，人家就来家里向父亲了解核实，父亲是一问三不知，人家就认为父亲不老实。我说这事跟我父亲没关系，跟他的弟子们也没关系，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我负。要受什么制裁，我受。人家就认为我和父亲早已串通，沆瀣一气。我声明一分钱都没得着，人家又怎么会相信？于是晚报上登出了文章，愤怒地谴责堂堂学者也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我母亲那几天异常敏感，神经兮兮的，说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见她时，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视的。当然也可能真是这样，也可能我没感觉到，是因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见的熟人不多。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我母亲也是，包括我自己。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父亲显得那么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机智尖锐。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几件东西。生完气又难过，又恨自己，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辞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有消息。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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