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堂的钟声里不知不觉长大。我们和他们只发生过一次冲突。那一年全市展开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从大人至孩子，敲锣、击鼓、放鞭炮，站立在房顶上、树桠上，挥舞绑了布的竹竿，惊得麻雀们满天空乱飞，不敢栖落。飞着飞着掉下来，累死了。教堂成了麻雀们的“巴黎圣母院”。院子里房顶上落了许多许多。于是街道委员们与神父进行交涉。反反复复强调麻雀乃“四害”之一，每年吃多少多少稻谷以及消灭它们的伟大意义。神父和“玛达姆”阻挡在院门口，无论如何不让人们人院，用生硬的中国话固执地说：“不行，不行，上帝会不高兴的……”但是那些小伙子们，哪管上帝什么态度，翻过“板障子”跳入院内，各显神通，纷纷爬上教堂顶……神父和“玛达姆”，只有妥协的份儿，唯有遁入教堂，跪耶稣像前，替麻雀们的灵魂祈祷。那一次被大人们称作“歼灭战”的战绩并不辉煌，全市也就消灭了一百多只麻雀而已。麻雀不比鹰隼小，猫在一个地方不飞出来，便可逃过劫难。“歼灭”它们又谈何容易呢？倒是教堂院子里的花，被我们折走了一大半，还没成熟的向日葵的葵盘，被拧去了不少，一株株如同被砍掉头颅，身躯不甘倒下的士兵。教堂的铁皮脊顶，也被踩陷多处……
一天早晨，我没听见教堂的钟声。
我很奇怪，因为那钟声，乃是我对家以外的世界最初的感知，最初的了解。它伴随着我一年年长大。对我来说，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问母亲：“妈，今天怎么没敲钟啊？”
母亲回答：“‘玛达姆’病了。”
我接连几天没听见教堂的钟声。
那院子里从早到晚寂静悄悄的，再也望不见一个人影。
同学们说，那院子里已没人住了。一天深夜，神父和“玛达姆”坐着一辆有斗篷的马车走了，还带走了那条鬈毛的老狗。奶牛则送给了老花工。老花工也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同学们都说，是因为“歼灭”麻雀那一天，人们硬闯入他们的院子，使他们感到被欺负了，含怨而去的。
我觉得他们气量太小。就因为那么一件事，便值得撇下他们的上帝吗？相信上帝的人不是都气量很大、善于原谅人的吗？相信上帝的人怎么能够和不相信上帝的人一般见识呢？何况不就那么一次嘛！何况我们院子的大人孩子，都没有闯入他们的院子啊！无论如何，走时也该向老邻居们告别呀！
我对母亲说：“妈，不是‘玛达姆’病了，是那院子里没人住了。所以没人再敲钟了！”
“是吗？”
母亲停止针线活儿，抬起头，似乎颇有几分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我看得出来，关于“他们”离去真正的原因，母亲心中是一清二楚的，只是不愿让我知道罢了。
“妈，他们究竟为什么啊？真为了歼灭麻雀的事儿吗？”
“也许……是吧……”
“不是！”
母亲又停止针线活儿，又瞅了我一眼。母亲目光变得严厉了，语气也相当严厉：“做作业去！一个小孩子，别凡事儿刨根问底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也不许再向别人去问！”
不久，所有的苏联人，包括那些已经和中国人结了婚的苏联人，已经做了中国孩子的爸爸或妈妈的苏联人，一批批地离开我们这座城市，回国去了。火车站天天有依依惜别乃至抱头痛哭的人们。苏联人开的杂货铺、药店、卖乳品的小亭子，几天内全都关了门……
连我们这些半懂事的孩子，也开始明白，真正的原因，显然与歼灭麻雀无关。好像都曾被大人们严厉地叮嘱或告诫过，在一起玩儿的时候，从不谈论此事。
九月以后，教堂的院子荒芜了。一片凋零，一片萧瑟，一片枯黄。只有掩蔽了甬路的杂草，顽强地体现着生机。
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场大雪后，连院子里的杂草也被压倒被覆盖了。旧雪蒙新雪，一层又一层。整个冬季，院内雪积两尺余厚。雪面无踪无迹，平洁如毡。但见这儿那儿，有杂草的一簇簇尖叶戳透。一群群肥胖的麻雀啄食草籽，证明它们活得还挺惬意。雪厚得几乎和房屋和教堂的窗台水平了。房屋和教堂仿佛沉陷下去了，显得矮了许多。久旷无人的那个院子，仿佛是一处隔世纪的遗迹。在我看来，尤其神秘。我觉得那里依然有人住着。至少有一个人——上帝本人。一到天黑，院子一片死寂，令人感到鬼气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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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我没听见教堂的钟声。
我很奇怪，因为那钟声，乃是我对家以外的世界最初的感知，最初的了解。它伴随着我一年年长大。对我来说，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问母亲：“妈，今天怎么没敲钟啊？”
母亲回答：“‘玛达姆’病了。”
我接连几天没听见教堂的钟声。
那院子里从早到晚寂静悄悄的，再也望不见一个人影。
同学们说，那院子里已没人住了。一天深夜，神父和“玛达姆”坐着一辆有斗篷的马车走了，还带走了那条鬈毛的老狗。奶牛则送给了老花工。老花工也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同学们都说，是因为“歼灭”麻雀那一天，人们硬闯入他们的院子，使他们感到被欺负了，含怨而去的。
我觉得他们气量太小。就因为那么一件事，便值得撇下他们的上帝吗？相信上帝的人不是都气量很大、善于原谅人的吗？相信上帝的人怎么能够和不相信上帝的人一般见识呢？何况不就那么一次嘛！何况我们院子的大人孩子，都没有闯入他们的院子啊！无论如何，走时也该向老邻居们告别呀！
我对母亲说：“妈，不是‘玛达姆’病了，是那院子里没人住了。所以没人再敲钟了！”
“是吗？”
母亲停止针线活儿，抬起头，似乎颇有几分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我看得出来，关于“他们”离去真正的原因，母亲心中是一清二楚的，只是不愿让我知道罢了。
“妈，他们究竟为什么啊？真为了歼灭麻雀的事儿吗？”
“也许……是吧……”
“不是！”
母亲又停止针线活儿，又瞅了我一眼。母亲目光变得严厉了，语气也相当严厉：“做作业去！一个小孩子，别凡事儿刨根问底儿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也不许再向别人去问！”
不久，所有的苏联人，包括那些已经和中国人结了婚的苏联人，已经做了中国孩子的爸爸或妈妈的苏联人，一批批地离开我们这座城市，回国去了。火车站天天有依依惜别乃至抱头痛哭的人们。苏联人开的杂货铺、药店、卖乳品的小亭子，几天内全都关了门……
连我们这些半懂事的孩子，也开始明白，真正的原因，显然与歼灭麻雀无关。好像都曾被大人们严厉地叮嘱或告诫过，在一起玩儿的时候，从不谈论此事。
九月以后，教堂的院子荒芜了。一片凋零，一片萧瑟，一片枯黄。只有掩蔽了甬路的杂草，顽强地体现着生机。
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场大雪后，连院子里的杂草也被压倒被覆盖了。旧雪蒙新雪，一层又一层。整个冬季，院内雪积两尺余厚。雪面无踪无迹，平洁如毡。但见这儿那儿，有杂草的一簇簇尖叶戳透。一群群肥胖的麻雀啄食草籽，证明它们活得还挺惬意。雪厚得几乎和房屋和教堂的窗台水平了。房屋和教堂仿佛沉陷下去了，显得矮了许多。久旷无人的那个院子，仿佛是一处隔世纪的遗迹。在我看来，尤其神秘。我觉得那里依然有人住着。至少有一个人——上帝本人。一到天黑，院子一片死寂，令人感到鬼气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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