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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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表弟

  

  一

  

  A大学,我是永远不想再去了。

  

  什么“文学与人生”的对话之类,于我,其实是不善拒绝的性格之弱点的自蹈罢了。文学的确曾养育过我的灵魂,大着点儿胆子说也的确养育过“我们”的灵魂。“我们”——一小撮?这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倘彻底地否认,细想想,总有些负心于时代的内疚。但却是当年的文学,当年的“我们”,和那样的,小学生即使捡到了一分钱,都很虔诚地交给警察叔叔的当年。如今人民币贬值,“一分钱精神”怎么着似乎都“精神”不起来了。

  

  如今文学和人生又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要说有关系,也不过就是和作家的人生有关系,或者包括些个仍向往当作家的人。如今普遍的人们,还未到思考人生的年龄,大抵都已将人生思考明白了。一十七八清华北大,二十七八电大夜大,三十七八要啥没啥,四十七八等待提拔,五十七八准备回家,六十七八玩鸟养花,七十七八魂系中华,八十七八……这规律,昭示着上等的人生的程序。下等的呢,自十七八岁起,若高考落榜,十之五六加入“披头散发”的行列,于是一味儿地破罐子破摔。挣扎或曰“奋斗”,固然可嘉,但对于仍咄咄逼人的现实,一两个回合下来,往往遍体鳞伤,甚至终生“残疾”。所以中国人都有几分怵于“奋斗”,故作潇洒的说法是“懒得奋斗”。何况现实于人生的较量,从来都是现实稳操胜券。人生偶胜一把,那也不是人生的能耐,不过是现实故意露个破绽,让人生一把。人生每战必败,终于不战自败,连现实也会觉得索然,没情绪再充当现实的。更何况,什么就叫作人生的胜负呢?思考明白了也罢,思考不明白也罢,除非你当到部长以上,五十七八,不是一样都得准备回家吗?熬过一段人生与社会的“断乳期”,习惯了回家之后的寂寞,愿意玩鸟的,不都一样可以玩只鸟吗?愿意养花的,不都一样可以养盆花吗?其不同,无非是所玩之鸟或所养之花名贵与不名贵而已……

  

  人生尚且如此,灵魂更复何求呢?概念的人生只能“提炼”出概念的文学。概念的文学又怎么能够“养育”从年轻时就没着没落似的灵魂呢?灵魂一旦和人生贴得太紧密了,便是用什么都不太好养活的东西了。当年的“我们”,活得都特别。仿佛人生是人生,灵魂是灵魂。人生在地上打洞,体验真实的平庸,灵魂却似可飞翔到天空上去,每根羽毛都炫耀升华后的荣耀。所谓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现在的人们却要实际得多。灵魂所希冀的,同时是人生所希冀的。比人生所希冀的更奢侈更强烈,绝不比人生所希冀的差劲儿。用两样儿的东西许诺给人们是断断不行的。企图以当年的方式方法诱惑人们的灵魂摆脱人生真实体验而“升华”起来,基本上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如今人们的人生都巴望着“升华”,而灵魂不大愿意。所以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年的“我们”太傻,而当年的时代是很狡猾的。现在的人们太“精”,而现在的时代,没研究出对付太“精”的人们之更狡猾的高招儿。“思想工作”的成本无疑是比当年翻了几十倍了,形式轰轰烈烈效益实际上甚微……很难做到灵魂里边去。

  

  我当然不是以“思想工作者”的身份和面孔到大学里去“对话”的,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和面孔。众所周知,我的面孔枯瘦,身体形销骨立。这样的个人,若非道士,而是小说家,即使本心并不忧患什么,也让瞧着的人,能硬瞧出点儿忧患着什么的意思似的。起码,怪替这样的小说家有所忧患。故我总被视为忧患型的小说家。尽管每次对话之后,我再三声明——现实其实是挺美好的,无须乎什么人再替它忧患,人们只忧患自己就足矣了。大学生们却更视我为忧患型的小说家了,且都厚道地以为,我是替现实忧患到了不愿再言忧患的地步了。

  

  我当然也不是那种很耐不住寂寞的人,忙里偷闲地,溜到大学去寻觅小说家的自我感觉。再者说啦,寂寞是多么难得的宝贵时光。中国人,你想寂寞,又寂寞得了吗?每次“对话”,都是被动员去的。而每次“对话”的命题又一概是“文学与人生”。小说家谈文学,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但于今天,仅谈文学,难道不是挺脱离群众的事吗?搭配上“人生”一块儿谈,才谈得下去,听的人也才听得下去。若无“人生”佐味儿,任何内容的“对话”,似乎总有点儿不咸不淡的不是?文学与“人生”,在我这儿,纯粹是两个命题的人为的遭际。在大学生们那儿,大概相当于啤酒和烧酒兑成的“鸡尾酒”吧?文学的啤酒因了人生的烧酒而似乎使人血脉偾张。人生的烧酒因了文学的啤酒而似乎有沫可冒。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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