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发言-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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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从别人的口中,片片断断地获得了他的死因以后,我就不再像起初那等惊讶了。自古人生谁无死呢?对于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怎么死还不是一样的呢?我甚至觉得,死于自己的一次发言,反而是比死于横祸死于恶症来得幸运的事。不是吗?死于横祸,难免地将死得皮破肉绽,断肢溅血。死于恶症,又每将死亡这一件事拖得旷日持久。直至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算,也势必拖累得亲人子女身心交瘁,最终暗祈自己早点咽气,求全体的解脱。以上两种死法,第一种不正常,而且每有责任官司留给亲人子女。第二种太被动,迫人接受唯一的现实,而且每有失于人之作为人的起码尊严。相比较而言,死于自己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毕竟总还算死得干净。似乎,更适合于一位知识分子的死法。尽管,那一次发言使他又招致了无尽的烦恼与愤懑,并使他的大脑大面积出血。但那点子血,却终究没出在头皮外,只出在脑壳里;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吓着别人。

  

  因为我是他的忘年交,对他一生的大致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为有所了解,对于他的死,我渐渐地由惊讶而认为命中注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发言这种事儿的摆布,死于最后一次发言,不仅符合“中国特色”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贯了吧?虽然并不一定其所。

  

  柳老师祖籍山东,生于北方,求学于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专业是社会学。学生时代的他确信社会学是国家的眼,能替国家见所未见,进而想所未想,于是著书立说,畅言治国理念,实现服务于国的抱负。

  

  由于有如此单纯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当时的一名“安分”学生。也就是说,既不曾与大学校园里的地下中国共青团中国***组织主动接近过,也不曾被大学校园里的“三青团”之类所物色所拉拢。因为他太安分了,太“以学为主”了,故在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地下党团员们看来,他是一名缺乏政治热忱、思想近于迂腐的学生,成功地发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团”之类,基于对他的同样的看法,也是那么不屑于待见他。其实,对于中国***和国民党,他并非一名完全没有立场的青年。只不过他的立场形成于内心里,不知该以怎样的方式向谁去表达才妥。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学生,而且还显得那么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然而,蒋介石政府的腐朽没落朝不保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黔驴技穷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局面,毕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毕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轻的心里掀起过大的激动。那是正知识化着的青年,对于呈现在自己苦难国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怀的真切的喜悦。然而这青年一如既往地离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独往独来,一如既往地内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头研读中外社会学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园里的中国***地下党团员们所理解也不被国民党的“三青团”之类所相中。他那种不动声色的激动和喜悦,也只不过化作夜深人静之时日记里的一行行小诗而已……

  

  他相信社会学家能充当国家的眼睛,相信社会学可以影响政府治国理念的信条,却丝毫也未改变过。国民党的政府不行了,***的政府不是即将诞生了吗?只要一个国家有政府在,不论那政府好坏,社会学总是会对它有用的啊。它坏,社会学可能使它变得好一点儿。它好,社会学则肯定会使它更好。社会学对它有用,不是也便等于对人民有用了吗?他确信未来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是的,这青年对他所选择了并宁愿为之奉献一生的社会学,如一切痴迷的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一样,丝毫也不怀疑其意义。

  

  他就在如此这般的心态中,迎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中国历史大事件。于是中国***紧接着成了中国的主人。自然地,也同时成了他那一所大学的主人。一夜之间,那一所大学的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最盛大的狂欢是由它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地下的团员、党员及其各级组织于是全面地彻底地公开。激动和喜悦汇成巨大的兴奋,联欢活动、庆祝活动在校园里此起彼伏,一场**紧接着一场**。往日埋头研读社会学的大学二年级的学子,惊讶万分地发现,某些似乎从不过问政治的先生们,却原来是**地下党组织身份很高的领导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安分同窗,却原来是**优秀的地下党团员。而他们为了迎接解放全中国这一大事件,长期在地下所从事的卓越的革命活动,一旦成为公开的谈资,令他敬佩不已。同时,也使他惭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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