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不期而遇地碰见过那瘦老头儿几次。从我这方面，将每一次都看成一次“遭遇”。我的意思是，我和他又“遭遇”过几次。每次，我都想主动开口承认我的错误，说几句请求原谅之类的话。但每一次他都极迅速地逃掉了。是的，用“逃”这个字一点儿也不夸张。他避开我像女孩子避开恶少，忐忑之色自不待言。这使我一发现他，便掉头往树林里去。既然我使人家感到不安，那么还是我避开人家吧。
一个星期日，我们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编辑到我家来看我。闲聊了一会儿，他提议带我去认识他的一位老朋友。我说我懒得动。他说他的老朋友就在附近。接着，也不管我爱听不听，就向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他的老朋友来。他说他的老朋友，是五十年代曾小有名气的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唉，是个时乖运蹇的人！”他的语调充满了同情，“被打成过‘右派’。别人被打成‘右派’，往往是由于政治言论。他却不是，他是因为入党问题。当年，在我们几个朋友中，他是思想最积极要求进步的一个。每月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他看重政治生命。他的追求目标，是要当上一位人民歌唱家。当年可不像现在。当年，哪一个当上了歌唱家的人，不想最终获得人民歌唱家这种至高无上的殊荣呢？可是，因为小有点儿名气，又挺骄傲，总也不能如愿。假如是你，你小有点名气，就算你不骄傲，仅凭这一条，哪儿那么容易就被你入了党？总是积极要求，总是入不了，他心里就有气。党组织如果知道一个人对党其实心里有气，就更不发展他了，就更需对他进行长期的考验了。今天也是这样啊！这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入党动机和态度不端正嘛！所以呢，他心里的气，并不敢丝毫流露出来。憋在心里，只不过有时，难免对我们几个知心朋友发几句牢骚而已。我们是他的知心朋友，当然劝他要经受得起党对他的考验呗！他倒是个能听进朋友相劝的人，把自己心里那种不满，那种因为别人先于自己入了党的不服，隐藏得很深很深，更经常地写申请书写汇报了，由一个月交一次改成半个月交一次了。结果就出麻烦。在一份申请中，他将‘我十二万分真诚地渴望加入中国***’一句，写成了‘渴望加入中国国民党’了。当然，这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大事，询问询问罢了。可在当年，这就是相当严重的事了。组织委员找他谈话，人家把他的入党申请书拿给他自己看。写错的那一行字用红笔勾了出来，问他作何解释。人家很通情达理地说，相信他是写错了。事实上也是写错了嘛。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呢？为什么不是多写了一个字或少写了一个字呢？为什么偏偏把最不应该，一般情况之下也最不可能写错的两个字写错了呢？经人家这么一追问，他说他写这一份入党申请书时，心中有许多委屈，觉得党不够信任他，不够理解他。争取了好几年了，还要考验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以这么一种虔诚要求加入国民党，早被批准早被吸收了吧？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心里有这种委屈和不满的想法，所以笔下就写错了。人家说，他这一种解释，听来还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就叫他把他说的话，当场写下来，书面的解释比口头的解释更郑重。他就写了。又叫他按手印，他就按了。不久，他便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几个他的朋友，很快又听说他将要被发配到东北去了。但我们已无法见到他。直至他被遣送上火车那一天，我们才在火车站见到了他。不只见到了他，还见到了他妻子。那时我们都变得很胆小，不敢公然上前和他告别，远远地望着他而已。他当然也发现了我们，也望着我们而已，并没向我们走过来主动和我们告别，大概他不愿使我们因此受到什么政治指责。当年我们能做到那么送一送他，其实已经证明我们都是些很重情义的人了。对于一个右派，能做到我们那样的人，当年并不很多。我们以为他妻子不过是来送他的。事实上原本也是来送他的。却没想到，他上了车以后，开车铃刚刚响过，她也跳上了火车。那真是一件我们绝对没有预想到的事。车厢从我们面前缓缓闪过，车窗里伸出一只手向我们频频招摆。不过那可不是他的手，而是他妻子的手。我们直望到列车消失。我们都替他感到了一种欣慰。毕竟，今后有他漂亮贤淑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对于他，这一点，是比我们这些人的怯懦的情义要重要一百倍一千倍的。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中的一个人，收到了他寄自东北某劳改农场的一封信。信自然是写给我们大家的，看得出是分几次才写成的，而且是用铅笔和钢笔两种字混合写成的。某一个日子，我们聚在一起传看了那一封信。信上说他正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说因为他曾是歌唱家，政府对他还是挺照顾的，将他和某些犯了同样性质错误的人编在一起。分派给他们干的活儿也都是力所能及的。信上请我们给他寄点儿钱去，说劳动使他的饭量大极了，规定的口粮不够吃，多吃又没钱。并请给他的妻子寄几套衣服去，旧的就行。我们的妻子们不爱穿了的，或穿着不合身了的，都可以。说如果同时能寄几双女式鞋袜去，则更感激不尽了。说他妻子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地就跟他去了。说那个地方很难买到女人的衣服和鞋袜。说他们实际上也暂时没有钱买。而我们，看了信后，都说应该给他回一封充满情义的信。都说应该给他寄他信上所要的一切东西。有人还想到了他爱吃甜食，有饮茶的习惯，说也应该给他寄点儿糖和茶去。然而，当时大家都只不过说说罢了，并没有谁打算真的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毕竟，他不再是过去的他了。他是一个事实上的右派分子了。我们内心里保持着对他的一种情义是一回事儿，真要以实际行动去关怀和帮助一个右派分子，则肯定是另一回事儿了。那样做，谁也没法说清楚不是同情。我们都曾是他的朋友。我们都本能地想要忘掉这一点。起码不希望仍被认为是一名右派的朋友。仍是右派的朋友，如果这样一种关系被某些人认为确实存在的话，对已然是右派的人本身也许并无所谓，对不是右派的人，就是一种辩解不了的界限问题了。他给我们写信，希望获得我们的帮助，这足以证明，他根本没有替我们考虑过。而我们，却不能不替自己考虑。你说是不是？你别摇头。这你不理解。但当年，我们产生这样的思想逻辑，完完全全是由于本能。是的，是本能。在当年，大概十个人里，至少有七八个，会具有那么一种本能。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在一起吸了不少烟，每个人都说了许多应该给他回信，应该给他寄东西的话。分明地，每个人也都希望，这‘应该’，完完全全应该被所有的人认可，完完全全地应该有一个去做。但实际上，都希望真正去做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希望有一个人，能代表大家，从一般意义的良心上去完成一件不完成颇觉良心不安的事。但同时又希望，当这样的事果真需要交代，那个人勇于承认，他并不代表别人的良心，代表的仅只是他个人的良心。我们之中原来并没有这样一个无私而又重情义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是。最后有一个人提议，还是各自给他写回信，各自给他寄东西的好。几个人在一封回信上署名，而且将东西凑在一起寄，起码是不明智的。我当时看得出来，这提议其实是一种托词。但这提议立刻被大家接受了。我也表示非常赞同。我当时想，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回了信，有一个人寄了东西，对我们那个倒霉的共同的朋友，就不啻是雪中送炭了。于他那方面，只要收到一封回信、一样东西，毫无疑问地，立刻想到的肯定是我们大家。我们七八个人中，也许不至于仅有一个人回信一个人寄了东西吧？也许会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人各自都寄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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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日，我们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编辑到我家来看我。闲聊了一会儿，他提议带我去认识他的一位老朋友。我说我懒得动。他说他的老朋友就在附近。接着，也不管我爱听不听，就向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他的老朋友来。他说他的老朋友，是五十年代曾小有名气的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唉，是个时乖运蹇的人！”他的语调充满了同情，“被打成过‘右派’。别人被打成‘右派’，往往是由于政治言论。他却不是，他是因为入党问题。当年，在我们几个朋友中，他是思想最积极要求进步的一个。每月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他看重政治生命。他的追求目标，是要当上一位人民歌唱家。当年可不像现在。当年，哪一个当上了歌唱家的人，不想最终获得人民歌唱家这种至高无上的殊荣呢？可是，因为小有点儿名气，又挺骄傲，总也不能如愿。假如是你，你小有点名气，就算你不骄傲，仅凭这一条，哪儿那么容易就被你入了党？总是积极要求，总是入不了，他心里就有气。党组织如果知道一个人对党其实心里有气，就更不发展他了，就更需对他进行长期的考验了。今天也是这样啊！这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入党动机和态度不端正嘛！所以呢，他心里的气，并不敢丝毫流露出来。憋在心里，只不过有时，难免对我们几个知心朋友发几句牢骚而已。我们是他的知心朋友，当然劝他要经受得起党对他的考验呗！他倒是个能听进朋友相劝的人，把自己心里那种不满，那种因为别人先于自己入了党的不服，隐藏得很深很深，更经常地写申请书写汇报了，由一个月交一次改成半个月交一次了。结果就出麻烦。在一份申请中，他将‘我十二万分真诚地渴望加入中国***’一句，写成了‘渴望加入中国国民党’了。当然，这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大事，询问询问罢了。可在当年，这就是相当严重的事了。组织委员找他谈话，人家把他的入党申请书拿给他自己看。写错的那一行字用红笔勾了出来，问他作何解释。人家很通情达理地说，相信他是写错了。事实上也是写错了嘛。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呢？为什么不是多写了一个字或少写了一个字呢？为什么偏偏把最不应该，一般情况之下也最不可能写错的两个字写错了呢？经人家这么一追问，他说他写这一份入党申请书时，心中有许多委屈，觉得党不够信任他，不够理解他。争取了好几年了，还要考验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以这么一种虔诚要求加入国民党，早被批准早被吸收了吧？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心里有这种委屈和不满的想法，所以笔下就写错了。人家说，他这一种解释，听来还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就叫他把他说的话，当场写下来，书面的解释比口头的解释更郑重。他就写了。又叫他按手印，他就按了。不久，他便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几个他的朋友，很快又听说他将要被发配到东北去了。但我们已无法见到他。直至他被遣送上火车那一天，我们才在火车站见到了他。不只见到了他，还见到了他妻子。那时我们都变得很胆小，不敢公然上前和他告别，远远地望着他而已。他当然也发现了我们，也望着我们而已，并没向我们走过来主动和我们告别，大概他不愿使我们因此受到什么政治指责。当年我们能做到那么送一送他，其实已经证明我们都是些很重情义的人了。对于一个右派，能做到我们那样的人，当年并不很多。我们以为他妻子不过是来送他的。事实上原本也是来送他的。却没想到，他上了车以后，开车铃刚刚响过，她也跳上了火车。那真是一件我们绝对没有预想到的事。车厢从我们面前缓缓闪过，车窗里伸出一只手向我们频频招摆。不过那可不是他的手，而是他妻子的手。我们直望到列车消失。我们都替他感到了一种欣慰。毕竟，今后有他漂亮贤淑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对于他，这一点，是比我们这些人的怯懦的情义要重要一百倍一千倍的。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中的一个人，收到了他寄自东北某劳改农场的一封信。信自然是写给我们大家的，看得出是分几次才写成的，而且是用铅笔和钢笔两种字混合写成的。某一个日子，我们聚在一起传看了那一封信。信上说他正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说因为他曾是歌唱家，政府对他还是挺照顾的，将他和某些犯了同样性质错误的人编在一起。分派给他们干的活儿也都是力所能及的。信上请我们给他寄点儿钱去，说劳动使他的饭量大极了，规定的口粮不够吃，多吃又没钱。并请给他的妻子寄几套衣服去，旧的就行。我们的妻子们不爱穿了的，或穿着不合身了的，都可以。说如果同时能寄几双女式鞋袜去，则更感激不尽了。说他妻子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地就跟他去了。说那个地方很难买到女人的衣服和鞋袜。说他们实际上也暂时没有钱买。而我们，看了信后，都说应该给他回一封充满情义的信。都说应该给他寄他信上所要的一切东西。有人还想到了他爱吃甜食，有饮茶的习惯，说也应该给他寄点儿糖和茶去。然而，当时大家都只不过说说罢了，并没有谁打算真的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毕竟，他不再是过去的他了。他是一个事实上的右派分子了。我们内心里保持着对他的一种情义是一回事儿，真要以实际行动去关怀和帮助一个右派分子，则肯定是另一回事儿了。那样做，谁也没法说清楚不是同情。我们都曾是他的朋友。我们都本能地想要忘掉这一点。起码不希望仍被认为是一名右派的朋友。仍是右派的朋友，如果这样一种关系被某些人认为确实存在的话，对已然是右派的人本身也许并无所谓，对不是右派的人，就是一种辩解不了的界限问题了。他给我们写信，希望获得我们的帮助，这足以证明，他根本没有替我们考虑过。而我们，却不能不替自己考虑。你说是不是？你别摇头。这你不理解。但当年，我们产生这样的思想逻辑，完完全全是由于本能。是的，是本能。在当年，大概十个人里，至少有七八个，会具有那么一种本能。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在一起吸了不少烟，每个人都说了许多应该给他回信，应该给他寄东西的话。分明地，每个人也都希望，这‘应该’，完完全全应该被所有的人认可，完完全全地应该有一个去做。但实际上，都希望真正去做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希望有一个人，能代表大家，从一般意义的良心上去完成一件不完成颇觉良心不安的事。但同时又希望，当这样的事果真需要交代，那个人勇于承认，他并不代表别人的良心，代表的仅只是他个人的良心。我们之中原来并没有这样一个无私而又重情义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是。最后有一个人提议，还是各自给他写回信，各自给他寄东西的好。几个人在一封回信上署名，而且将东西凑在一起寄，起码是不明智的。我当时看得出来，这提议其实是一种托词。但这提议立刻被大家接受了。我也表示非常赞同。我当时想，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回了信，有一个人寄了东西，对我们那个倒霉的共同的朋友，就不啻是雪中送炭了。于他那方面，只要收到一封回信、一样东西，毫无疑问地，立刻想到的肯定是我们大家。我们七八个人中，也许不至于仅有一个人回信一个人寄了东西吧？也许会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人各自都寄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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