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冬，春节前，我赴佳木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部，参加首届知青文学创作培训班。今天成了编剧、作家、记者，活跃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几乎无一例外皆是当年兵团“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学员。老隋当年是“培训班”的全权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举办“培训班”的倡导者，是从当年的知识青年中发现和培养文学爱好者的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伯乐，是我们一些分散在七个师七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连队的爱好文学的知识青年们的守护神。他个人的无私的热忱的荐举和帮助，在极关键的人生阶段，起极大作用地直接改善乃至改变了我们中某些人的命运。当年全兵团的文学青年和文艺青年，几乎人人以是他的“亲兵”为荣。他领着全兵团的文学“精英”和文艺“精英”，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文艺会演活动，年年搞得成绩卓著如火如荼。以至于在当年就有北大荒知青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外，而当年拉出任何一个师的宣传队，都足以与黑龙江歌舞团的演出水平一争高下，足以与沈阳军区文工团的演出水平抗衡一番。我们文学知青和文艺知青，和他关系亲密的叫他“老隋”，在他面前多少感到有些拘谨的叫他“隋干事”。“老隋”也罢，“隋干事”也罢，称呼虽有区别，所包含的敬意却是相同相等的，而他自己则愿我们叫他“老隋”。他是那么一种人，不管你自己是个性情多么拘谨的人，只要和他接触几次，拘谨便会全消。所以叫他“隋干事”的知青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几次培训班办下来，几乎一律都亲密地叫他“老隋”了。如果谁意欲编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史”，如果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也算一章的话，如果编写者公正的话，那么“老隋”的名字，将在这一章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忽略了他的名字，据我看来还莫如干脆彻底删掉了这一章。因为倘没有他的名字，不格外大书特书他的作用的重要性，这一章在“史”的意义上就是完全不真实的了！当年的我们，年龄大抵二十至二十二三岁之间，年龄最大的不会超过二十四岁。而老隋当年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一九七〇年那一年他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八岁。
我们的“统帅”年轻、斯文，甚至还可以说相貌儒雅，处处都显出远远超越于我们之上的成熟和稳健。他考虑问题全面周密，办事作风果断，拖泥带水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出了差错他也最勇于承担责任绝不推诿。用现在的说法，他是那种“想了就议，议了就决，决了就干，干就干好”之人。当年不是“改革”年代，评价的标准与现在大为不同。他这种人居然能在兵团总司令部承上启下、游刃有余、胜任愉快地组织和领导文学与文艺活动，不但自己极为重视，视为事业，而且能使兵团最高领导们也极为重视，全权下放地支持他，实在也算是某种奇迹了。我们文学青年和文艺青年们，不但依赖于他的扶植和爱护，不但对他满怀亲情和敬意，而且——实事求是地说甚至还都有点儿崇拜他。
我在一九七四年上大学前，连续参加过三届“文学培训班”。每次到佳木斯，一出站，就见有人举着牌子，上写我的名字。照例有小车坐，或“上海”或“伏尔加”。试想，两天前在连队里还是一名普通知青，还在两脚土双手泥地出大力流大汗干着苦活儿累活儿，到了兵团总部所在地，一出站便受到小汽车候在那儿专等着接你的礼遇，谁心里不会充满滚热滚热的感动和自激自励的荣耀呢？
我原以为可能因我所在的一团离佳木斯最远，老隋体恤我一路太辛苦，所以才派车接我，后来私下里一问，不论路途远近，只要有车可派，几乎都受到过令我暗中感动的礼遇。
于是兵团机关就有人提出批评了。说隋干事想干什么？不过是些个知青，从连队里抽上来，让他们脱产参加“培训班”就不错了，居然还派车接站！身份都没到那么高贵吧？太过分了吧？
这批评在兵团总司令部大楼内沸沸扬扬了几天，自然不胫而走，传播到我们所住的兵团第二招待所。某些胆小怕事的“学员”，先自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起来，连兵团秘书处几位首长的秘书在招待所出现了一遭，都以为是首长们派来“调查”的。有人自以为高明地出主意——说与其坐等被判为“坏典型”，挨批判当靶子，莫如主动点儿，大家伙儿先行检讨，写一封公开的检讨书，都签了名贴在大厅里。没谁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这主意便算是被一致默认全体通过了。于是有人找来毛笔，有人找来大白纸，有人起草，有人研墨，有人抄写，很快写罢，大家都签名，签齐了名，正欲往大厅里去贴，老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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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统帅”年轻、斯文，甚至还可以说相貌儒雅，处处都显出远远超越于我们之上的成熟和稳健。他考虑问题全面周密，办事作风果断，拖泥带水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出了差错他也最勇于承担责任绝不推诿。用现在的说法，他是那种“想了就议，议了就决，决了就干，干就干好”之人。当年不是“改革”年代，评价的标准与现在大为不同。他这种人居然能在兵团总司令部承上启下、游刃有余、胜任愉快地组织和领导文学与文艺活动，不但自己极为重视，视为事业，而且能使兵团最高领导们也极为重视，全权下放地支持他，实在也算是某种奇迹了。我们文学青年和文艺青年们，不但依赖于他的扶植和爱护，不但对他满怀亲情和敬意，而且——实事求是地说甚至还都有点儿崇拜他。
我在一九七四年上大学前，连续参加过三届“文学培训班”。每次到佳木斯，一出站，就见有人举着牌子，上写我的名字。照例有小车坐，或“上海”或“伏尔加”。试想，两天前在连队里还是一名普通知青，还在两脚土双手泥地出大力流大汗干着苦活儿累活儿，到了兵团总部所在地，一出站便受到小汽车候在那儿专等着接你的礼遇，谁心里不会充满滚热滚热的感动和自激自励的荣耀呢？
我原以为可能因我所在的一团离佳木斯最远，老隋体恤我一路太辛苦，所以才派车接我，后来私下里一问，不论路途远近，只要有车可派，几乎都受到过令我暗中感动的礼遇。
于是兵团机关就有人提出批评了。说隋干事想干什么？不过是些个知青，从连队里抽上来，让他们脱产参加“培训班”就不错了，居然还派车接站！身份都没到那么高贵吧？太过分了吧？
这批评在兵团总司令部大楼内沸沸扬扬了几天，自然不胫而走，传播到我们所住的兵团第二招待所。某些胆小怕事的“学员”，先自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起来，连兵团秘书处几位首长的秘书在招待所出现了一遭，都以为是首长们派来“调查”的。有人自以为高明地出主意——说与其坐等被判为“坏典型”，挨批判当靶子，莫如主动点儿，大家伙儿先行检讨，写一封公开的检讨书，都签了名贴在大厅里。没谁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这主意便算是被一致默认全体通过了。于是有人找来毛笔，有人找来大白纸，有人起草，有人研墨，有人抄写，很快写罢，大家都签名，签齐了名，正欲往大厅里去贴，老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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