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记事，案之记言或以记事，史之所载，盈地之间，无所不包，马端临所论史，不过治乱兴变，典章礼仪，二者也。动静相合，史之所变也。然人之时间，之於空间，之于人生，何不发感慨而之书也。马迁之史记，流乎于情，方以动人，所谓无韵之离骚，本乎於情也。史家之见於义，辩之人物，观其事蹟，若不生情耶！书此人物，何不生情耶！即文字之於义，情理相合方为至文。然史情之史文，流落片刻即也。观史记之书，深情之语比比如是，与汉书之谨严，失之甚矣。史情虽具史文之精妙，然史事求实，不可云乎情，史情之所为历代史家之所弃也。史家载之人事，幽深处发以情即也。史情乃为史之义也，亦为书之人所发情也，或遥寄百代之後世，或思当下之是非，观地之阔、江海之竭、风雨之荡、人事之变。上寻百代之故事，考百家之典籍，案以文字，一一记之，页页书声，黑白之间，孤情作书，点点灯火，字字泣血。观人物之生死，发乎情也。载古今之变，发乎情也。盖以自序书史之旨要，後世何人观此书也。皆史情也。史书之于史家，即义也。作书别於本纪、列传，典章礼制，染情而书之，文字虽以平易，皆乃史家孤语也。凡大史家者，即一人之力而撰书者，应具此史家五才，乃能做史。及史书之成例，曰通史，曰断代史，曰编年。其通史之作，乃最艰之事，断代史因表一代之兴亡，亦为难事，编年乃纲目记事所作，少载典志，成书稍易也。宋作资治通鉴，以三晋分家为纲别之，然典章何在？马端临以通考补之，遂为一体之备也。以一书括古今蓉理之事，其史法莫不而循也。史之於法，乃人事、典志二略相袭，千古以来，史书成系未见全备而明目者。前人所书者，惟资治通鉴、文献通考较善，然非一书之成系，亦憾也。纪传体分割各篇，虽明之於书志，然人事难考甚矣。自李唐前，惟左传为善，自後史事专确，不为前人之怪诞也。
史迁之书、班固之志，六代因循而下，杜佑会编一体，专事典志，其又别之以统系，名人之于後，而不敢乱法也。然人欲之不足，而致下之欲盛，是夫下之兴亡，会於之一体，而所亡也。史所别故事，乃因史而鉴之人事，古今不一，人性未变，何不所鉴也。下之事理，乃因循前人之故，非虚空而生，史家之言，非谋世之书，乃为後世而作。史迁继父之业，因别前人，观世本而成一子之书。固采迁之体系，易书改志，以断代为记，别为汉书。盖以两书相抵，迁以本纪、世家、传为表人物事，书则以记人，固因循而法，徒改书为志也，其学术之源流又取於他人，又怪乎郑渔仲所诋：“班固毫无学术，专事剽书。”然史法之由前人，後人因时而致异，战国史乘不啻百家，少见通史之例，而司马氏而作之，班氏见无一朝之断代，因列汉书。刘知几见无人考史书之源流，辩学术之旨要，因而作史通，郑樵因列通志二十略，而独善之，故又开一层面也。故前人之不及者，後人常以别之，而成一家之述也。自魏晋以下，世重断代，少为通史之论，赵宋以後，偏重通史。今别史书之备，不出前人规模，然今史籍之繁，以一人而撰通史，乃为绝线之机，非大史家所不敢为也。惜哉！今之史家者，无一人可任也。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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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迁之书、班固之志，六代因循而下，杜佑会编一体，专事典志，其又别之以统系，名人之于後，而不敢乱法也。然人欲之不足，而致下之欲盛，是夫下之兴亡，会於之一体，而所亡也。史所别故事，乃因史而鉴之人事，古今不一，人性未变，何不所鉴也。下之事理，乃因循前人之故，非虚空而生，史家之言，非谋世之书，乃为後世而作。史迁继父之业，因别前人，观世本而成一子之书。固采迁之体系，易书改志，以断代为记，别为汉书。盖以两书相抵，迁以本纪、世家、传为表人物事，书则以记人，固因循而法，徒改书为志也，其学术之源流又取於他人，又怪乎郑渔仲所诋：“班固毫无学术，专事剽书。”然史法之由前人，後人因时而致异，战国史乘不啻百家，少见通史之例，而司马氏而作之，班氏见无一朝之断代，因列汉书。刘知几见无人考史书之源流，辩学术之旨要，因而作史通，郑樵因列通志二十略，而独善之，故又开一层面也。故前人之不及者，後人常以别之，而成一家之述也。自魏晋以下，世重断代，少为通史之论，赵宋以後，偏重通史。今别史书之备，不出前人规模，然今史籍之繁，以一人而撰通史，乃为绝线之机，非大史家所不敢为也。惜哉！今之史家者，无一人可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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