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取道回国，襄助革命。随即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出任教育总长。本次在袁世凯任大总统、唐绍仪任国务总理的第一届内阁出任教育总长，也是实至名归。
1912年1月，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制定了《中学令》和《大学令》，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提出“美育”思想。蔡元培堪称是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蔡元培走马上任后便借鉴张謇《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思想，“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提议民国政府同意教育部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其宗旨为“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
蔡元培的此项提议经唐绍仪内阁通过，筹建处的地址便设在北京元、明、清三朝的太学—国子监衙署，前国子监衙署一座，计210间，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所有文物系接收国学旧有礼器、书版、石刻等57127件，并任命学者、京师大学堂教授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聘高文彬、奎秀襄助。此举开创了中国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博物馆的先河。
但令人遗憾的是，教育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一直只见楼梯响，未见人下来。
究其原因，还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缘于袁世凯大总统与唐绍仪内阁的“府院之争”。民初之中国，尽管经过禅让封建帝国进入共和体制，但人的封建思想意识绝非一禅了之。共和制本是舶来品，建立在三权分立制衡，府院分权而治的基础上，袁世凯强人也，手握北洋军队等国家机器，凡事都想自己说的算，乾纲独断，自然不肯分权给内阁。唐绍仪和同盟会阁员见袁世凯不按牌理出牌，视内阁为傀儡，在1912年7月便愤而辞职。唐绍仪内阁只持续了短短三个月。
袁世凯在唐绍仪内阁辞职后，又试用了多种“府强院弱”组合，先后有陆徴祥、赵秉钧、朱启钤、段祺瑞出任或代理国务总理。任期时间长的一年，短的只有三天。而教育总长的人选，自蔡元培之后转换得丝毫不逊国务总理，先后有范源濂、刘冠雄、陈振先任其职，范源濂尚属专职，待到刘冠雄和陈振先则分别是由海军总长和农林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可以想象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事自然被束之高阁，故一直处于“筹建”中。国立历史博物馆“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直到14年后的1926年10月10日方得在空中楼阁——紫禁城午门城楼—五凤楼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而在其未开放之前，更像是民国教育部下属的一家从事古物研究的考古机构。
1913年，已有南通博物苑多年办馆经验的张謇再次提出《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划条议》，其中建议：“自金、元都燕，迄于明、清，所谓三海、三殿、三所者，或沿旧制，或扩新规，宫苑森严，私于皇室。今国体变更，势须开放…则所谓为地兴事者，非改为博物苑、图书馆不可”，并建议“博物院宜北海。至图书馆，则昔之内阁国史馆、文华殿、太和殿、武英殿、方略馆，甍宇相望，地位横通足设，以兹清切之区，为图书之府”。这时又有众议院议员、国务秘书，京城画坛领袖金绍城（又名城、号北楼，湖州南浔人）等一干文化界名人，亦纷纷上书建言民国政府应建立国立博物院。
此时已接手主管“保存古物事项”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察纳雅言，向大总统袁世凯提议，畅言道：
“西方诸国均开放文物陈列，以开民智，以示文明。现封建帝制已废，中外友邦人士欲观瞻紫禁城皇宫旧殿，观赏历代皇家庋藏之珍宝古物，何不将紫禁城外朝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开放，并陈列盛京大内、热河行宫之宝物，以彰我中华之文化，显我中华民国之文明”。
朱启钤的提议申请最终获得袁世凯的核准，民国政府遂同意于紫禁城外朝之三大殿设立博物、图书之所，并交由内务部具体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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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制定了《中学令》和《大学令》，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提出“美育”思想。蔡元培堪称是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蔡元培走马上任后便借鉴张謇《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思想，“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提议民国政府同意教育部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其宗旨为“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
蔡元培的此项提议经唐绍仪内阁通过，筹建处的地址便设在北京元、明、清三朝的太学—国子监衙署，前国子监衙署一座，计210间，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所有文物系接收国学旧有礼器、书版、石刻等57127件，并任命学者、京师大学堂教授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聘高文彬、奎秀襄助。此举开创了中国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博物馆的先河。
但令人遗憾的是，教育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一直只见楼梯响，未见人下来。
究其原因，还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缘于袁世凯大总统与唐绍仪内阁的“府院之争”。民初之中国，尽管经过禅让封建帝国进入共和体制，但人的封建思想意识绝非一禅了之。共和制本是舶来品，建立在三权分立制衡，府院分权而治的基础上，袁世凯强人也，手握北洋军队等国家机器，凡事都想自己说的算，乾纲独断，自然不肯分权给内阁。唐绍仪和同盟会阁员见袁世凯不按牌理出牌，视内阁为傀儡，在1912年7月便愤而辞职。唐绍仪内阁只持续了短短三个月。
袁世凯在唐绍仪内阁辞职后，又试用了多种“府强院弱”组合，先后有陆徴祥、赵秉钧、朱启钤、段祺瑞出任或代理国务总理。任期时间长的一年，短的只有三天。而教育总长的人选，自蔡元培之后转换得丝毫不逊国务总理，先后有范源濂、刘冠雄、陈振先任其职，范源濂尚属专职，待到刘冠雄和陈振先则分别是由海军总长和农林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可以想象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事自然被束之高阁，故一直处于“筹建”中。国立历史博物馆“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直到14年后的1926年10月10日方得在空中楼阁——紫禁城午门城楼—五凤楼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而在其未开放之前，更像是民国教育部下属的一家从事古物研究的考古机构。
1913年，已有南通博物苑多年办馆经验的张謇再次提出《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划条议》，其中建议：“自金、元都燕，迄于明、清，所谓三海、三殿、三所者，或沿旧制，或扩新规，宫苑森严，私于皇室。今国体变更，势须开放…则所谓为地兴事者，非改为博物苑、图书馆不可”，并建议“博物院宜北海。至图书馆，则昔之内阁国史馆、文华殿、太和殿、武英殿、方略馆，甍宇相望，地位横通足设，以兹清切之区，为图书之府”。这时又有众议院议员、国务秘书，京城画坛领袖金绍城（又名城、号北楼，湖州南浔人）等一干文化界名人，亦纷纷上书建言民国政府应建立国立博物院。
此时已接手主管“保存古物事项”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察纳雅言，向大总统袁世凯提议，畅言道：
“西方诸国均开放文物陈列，以开民智，以示文明。现封建帝制已废，中外友邦人士欲观瞻紫禁城皇宫旧殿，观赏历代皇家庋藏之珍宝古物，何不将紫禁城外朝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开放，并陈列盛京大内、热河行宫之宝物，以彰我中华之文化，显我中华民国之文明”。
朱启钤的提议申请最终获得袁世凯的核准，民国政府遂同意于紫禁城外朝之三大殿设立博物、图书之所，并交由内务部具体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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