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未央宫之变后，朝廷便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三巨头格局——司农王邑主政，辅国将军高览管军，大司空曹操则是居中守正，虽主刑狱，但凡事自有吏员按律办理，自己不轻易不过问具体实务，所以与许都百姓戚戚相关的还是王邑与高览这二人转。
因尚书令空缺，王邑以大司农兼领尚书事，相当于行丞相之实。但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对丞相之位始终心心念念，上次虽然未能得逞，却一直在蓄谋之中，所以平日里不仅管好本职政务，沽名钓誉的事做得也多些。积极结交世家望族自不用说，还十分注意约束自己和党羽的言行举止，准备待合适时机再搞一出万民拥戴、百官推举的好戏，从而让自己顺理成章登上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丞相宝座。
然而在这种大背景下，盟友高览的所作所为却越发让王邑感到不满了。
高览及其部属汝南军大多是盗匪出身，贪婪是他们骨子里的天性。在被王邑召进京后，初时还不忘小心谨慎、学着夹起尾巴做人，无论是组织巡哨城防，还是调兵查缉盗匪，做的都还算规规矩矩，也很是得了京畿士民一番好评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看穿了朝廷这张虎皮背后的虚弱和虚伪后，他们的胆子便逐渐大了起来，开始显露出其暴虐贪财的本色——在各处交通要道设置关卡、课取过路行人与商队的重税；动辄大张旗鼓，袭扰街巷乡里、商铺工坊，为的便是以讨贼为名敲诈勒索钱财。百姓们气不过去报官，衙门却因其背景而或束手无策、或畏手畏脚，就算有胆肥的真去军营抓人，结果往往被直接打将出来。
狡诈如高览当然也是有所顾及的，知道叮嘱所部军将挑那些没有背景的平民百姓和外地商队下手，不要去招惹门阀世家，但一来乞丐还有门富亲戚；二则在实际执行中难免有所误伤，所以七拐八转之后总会找去王邑这说理抱怨，甚至不乏老臣气冲冲来痛斥其引狼入室，要求他清理门户。
王邑受了难堪，当然是要找高览发火的，只是如今兵权在后者手中，自己还得要仰仗其保驾护航，故而虽知其乃罪魁祸首，却不敢大动干戈，气焰虽凶，嘴上只泛泛而谈，提些整肃军纪、严惩作恶兵丁、杜绝再犯法纪的空洞要求。
对此高览当然是心领神会，他很明白手下的五万汝南军虽多有匪类，却是自己能在许都安身立命的倚仗所在，若是失了军心，伤了根本，那才是最糟糕的状况，再者许多赃物他本人其实是分了大头，若是顶真查究那岂不是要自己把自己给办了？所以他表面上笑嘻嘻的应承了下来，表示一定严惩不待，实则所谓的严惩往往都是罚酒三杯、敷衍了事，而被吞没的财物更是好似进了貔貅肚——半个铜板都不会吐。
有顶头上司的放纵维护，所部汝南军士没了顾忌，行事更是猖獗，变着花样各种收费征税，什么开门费、过桥费、购物税、骑马税、坐轿税，甚至连中小官员都不能幸免，平日里去衙门上班都需要花钱保平安。除此之外奸淫掳掠同样是无所不作，许都街头年轻妇人多以污泥涂面，哪怕士族朝中大佬家的下人大白天都不敢随便单独出门，采购杂物都得成群结队。更严重的是坊市里也跟着遭殃，能关门的都已歇业避灾，只有零星的店面还在心惊胆战的强撑着。且因商路被漫天乱收的重税所阻，城中物价飞涨，许都内外一片狼藉，无论是百姓还是士族皆怨声载道，市井间都将高览与当年祸乱京城的董卓相提并论。
民愤沸腾如斯，朝堂上也同样叱声一片，满心要图谋丞相高位的大司农王邑无法继续装聋作哑，只能去找辅国将军高览商谈约束部属之事。这次与上回当然不同，是当真要有效果的，可尽管王邑费尽口舌，与高览讲得失、明利害，后者却只一句话便堵得他说不出话来：我这五万兄弟跟我来京城，那都是准备吃香喝辣享福来的，若是让他们日子过得穷苦，心里不畅快，届时惹出来乱子，那可就不止眼前这点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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