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的时候,我终于忍受不了白露消失的事,我去找她。同学三年,白露到我家来了无数回,我却一次也没去过她家。我只知道她们家住在医院家属区,那些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里。那些一模一样的平房门口挂着一模一样的白色门帘,门口堆着差不多的乱七八糟的杂物。
我本来决定要一家一家掀开那些一模一样的白门帘,敲开标着红色号码的米黄色的门,直到找到白露或白露的爸妈为止。但是当我一个人走到熙熙攘攘的医院大门口时,我的勇气全部消失了,我甚至不敢迈步走进家属区。我站在医院大门口外的一个角落,闻着一阵一阵飘来的消毒水的味道,我完全没有勇气走进去。
老师一定知道。因为不管在毕业典礼上,还是考试前动员大会前的集中,老师清点人数时从没提过白露。就算班长一次次大声报告:“白露还没来!”老师也只是轻微的点点头,并不像对别的同学那样,解释一句“我知道,她请病假。”或“她家里有事,请假了。”
“马山香,白露咋不到校?”刘景田这样问我,好几个同学也都这样问我。对于这样的问话,我愤怒以对,从不回答。不回答,似乎白露就好好儿在家里或者在别的地方等着考试。
我努力的安慰着自己:起码老师掌握着白露的情况,白露在老师所知道的地方,好好儿待着。中考的时候,白露一定会到。否则,以我对班主任老师的了解,他会上天入地的找到白露,把她拖到考场去,让她给他考一个中专。
毕业考试后,也就是中考预选结束后,进入前三十名的同学无一例外的填写了中专报考志愿。三十名同学,二十名报考了师范,因为师范录取得最多。其他十名报考了卫校、农校、林校、财校等等。
“报考师范最保险,录得最多。再说,不管世事咋变,老师都有碗儿饭吃。考卫校也不错,卫校分数太高,再说,女生上了卫校,就是个护士,说得不好听点,还不是伺候人的……”我们的班主任在指导我们填报志愿时,毫不避嫌的左右着我们对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
不管老师如何煽动,对于我丝毫没有影响,因为我的抉择和老师的目标完全一致。我从那个晚上偷听我爸我妈的聊天后,我就决心考秦云师范,就要上免费的秦云师范,就要出来当一个领工资的老师。至于我会不会当老师,爱不爱当老师,我从没想过。
填报志愿时,我竟然看见了白露的志愿,竟然报的是省卫校。
“啊,白露!白露来了!”我激动得喊出了声,还想抽出她的志愿表格仔细再看看。
“好你个马山香!乱翻啥!”班主任老师挡开了我的手,“这表是白露爸爸填的,白露考试时就来了。”
“白露咋啦?”我大着胆子问老师。师生三年,好多同学和老师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比如刘景田,他和班主任、和好几个老师像父子、像朋友那样聊天,课间时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有几个女同学常常像姐姐一样带着老师的孩子玩。那些同学,无一例外都是学习比较好的。从这一点上看,我和白露才是最有资本和老师走得近的,因为,到初三以后,我们一直是全级的第一、二名。
我和老师的疏远,表面看应该是源于初二时那段声名狼藉的日子,一个人无法和赐予自己“两棒”绰号的老师关系和谐亲密;与刘景田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纠葛,老师们也一边倒的把过错全背在我身上,如果有过错的话。假如把这一切表面的原因都排除,也就是说老师和同学们从没给我封过“两棒”绰号,我从来没得到过刘景田任何小小的帮助,从没发生过小小的矛盾的话,好像也不可能。
我——马山香天生不可能成为什么老师的“得意门生”“掌上红人”,不可能像刘景田那样随便出入老师的办公室,和老师像父子、像母女、像朋友那样说话、开玩笑。白露与老师的疏远,那简直没有理由,然而也是不可改变的,除了我,白露和谁都不亲近。这样奇怪的状况,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能解释。如果勉强也给几个解释,也只能说是天定的,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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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决定要一家一家掀开那些一模一样的白门帘,敲开标着红色号码的米黄色的门,直到找到白露或白露的爸妈为止。但是当我一个人走到熙熙攘攘的医院大门口时,我的勇气全部消失了,我甚至不敢迈步走进家属区。我站在医院大门口外的一个角落,闻着一阵一阵飘来的消毒水的味道,我完全没有勇气走进去。
老师一定知道。因为不管在毕业典礼上,还是考试前动员大会前的集中,老师清点人数时从没提过白露。就算班长一次次大声报告:“白露还没来!”老师也只是轻微的点点头,并不像对别的同学那样,解释一句“我知道,她请病假。”或“她家里有事,请假了。”
“马山香,白露咋不到校?”刘景田这样问我,好几个同学也都这样问我。对于这样的问话,我愤怒以对,从不回答。不回答,似乎白露就好好儿在家里或者在别的地方等着考试。
我努力的安慰着自己:起码老师掌握着白露的情况,白露在老师所知道的地方,好好儿待着。中考的时候,白露一定会到。否则,以我对班主任老师的了解,他会上天入地的找到白露,把她拖到考场去,让她给他考一个中专。
毕业考试后,也就是中考预选结束后,进入前三十名的同学无一例外的填写了中专报考志愿。三十名同学,二十名报考了师范,因为师范录取得最多。其他十名报考了卫校、农校、林校、财校等等。
“报考师范最保险,录得最多。再说,不管世事咋变,老师都有碗儿饭吃。考卫校也不错,卫校分数太高,再说,女生上了卫校,就是个护士,说得不好听点,还不是伺候人的……”我们的班主任在指导我们填报志愿时,毫不避嫌的左右着我们对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
不管老师如何煽动,对于我丝毫没有影响,因为我的抉择和老师的目标完全一致。我从那个晚上偷听我爸我妈的聊天后,我就决心考秦云师范,就要上免费的秦云师范,就要出来当一个领工资的老师。至于我会不会当老师,爱不爱当老师,我从没想过。
填报志愿时,我竟然看见了白露的志愿,竟然报的是省卫校。
“啊,白露!白露来了!”我激动得喊出了声,还想抽出她的志愿表格仔细再看看。
“好你个马山香!乱翻啥!”班主任老师挡开了我的手,“这表是白露爸爸填的,白露考试时就来了。”
“白露咋啦?”我大着胆子问老师。师生三年,好多同学和老师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比如刘景田,他和班主任、和好几个老师像父子、像朋友那样聊天,课间时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有几个女同学常常像姐姐一样带着老师的孩子玩。那些同学,无一例外都是学习比较好的。从这一点上看,我和白露才是最有资本和老师走得近的,因为,到初三以后,我们一直是全级的第一、二名。
我和老师的疏远,表面看应该是源于初二时那段声名狼藉的日子,一个人无法和赐予自己“两棒”绰号的老师关系和谐亲密;与刘景田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纠葛,老师们也一边倒的把过错全背在我身上,如果有过错的话。假如把这一切表面的原因都排除,也就是说老师和同学们从没给我封过“两棒”绰号,我从来没得到过刘景田任何小小的帮助,从没发生过小小的矛盾的话,好像也不可能。
我——马山香天生不可能成为什么老师的“得意门生”“掌上红人”,不可能像刘景田那样随便出入老师的办公室,和老师像父子、像母女、像朋友那样说话、开玩笑。白露与老师的疏远,那简直没有理由,然而也是不可改变的,除了我,白露和谁都不亲近。这样奇怪的状况,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能解释。如果勉强也给几个解释,也只能说是天定的,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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