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田法的基础上，氾胜之还总结了一系列的作物栽培技术。他将自己收至亩40石的试验结果上奏到朝廷，冀望有助于解决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出于同样的原因，氾胜之还提出了桑、黍混播的集约栽培法。
此外，氾胜之还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并列举了十几种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其著作《氾胜之书》的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这些足以证明氾胜之对中国农学的贡献。
出发点——以民为本，重农抑商
尽管许行这位农家的真正开创者并未留下专著，但“神农学派”的传人却很可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传说由稷下学宫中的讲师编撰的《管子》（托名管仲所著）一书，包罗各家思想学说，农家学说自然也列于其中。
一般认为，《管子·地员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也大篇幅记述了农家的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也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
在农家看来，“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民心是不可违背的。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农家关于治天下的基本主张。他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很辛苦，因而要求统治者体恤百姓，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就是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的行为，减轻赋税，轻徭薄役，不对百姓剥削太重；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虽然已经打破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参加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更易为统治者接受和施行。
修饥馑，救灾荒
农家认为，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等“五害”，严重地危害了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他们强调，君主要想巩固统治，就必须扫除“五害”，要“修饥馑，救灾荒”。在农家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
在农与商的问题上，一方面，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首位。
其次，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于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使民风淳朴，就更容易加以利用和役使；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能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农家认为，商业是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而且，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因此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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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氾胜之还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并列举了十几种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其著作《氾胜之书》的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这些足以证明氾胜之对中国农学的贡献。
出发点——以民为本，重农抑商
尽管许行这位农家的真正开创者并未留下专著，但“神农学派”的传人却很可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传说由稷下学宫中的讲师编撰的《管子》（托名管仲所著）一书，包罗各家思想学说，农家学说自然也列于其中。
一般认为，《管子·地员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也大篇幅记述了农家的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也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
在农家看来，“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民心是不可违背的。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农家关于治天下的基本主张。他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很辛苦，因而要求统治者体恤百姓，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就是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的行为，减轻赋税，轻徭薄役，不对百姓剥削太重；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虽然已经打破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参加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更易为统治者接受和施行。
修饥馑，救灾荒
农家认为，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等“五害”，严重地危害了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他们强调，君主要想巩固统治，就必须扫除“五害”，要“修饥馑，救灾荒”。在农家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
在农与商的问题上，一方面，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首位。
其次，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于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使民风淳朴，就更容易加以利用和役使；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能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农家认为，商业是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而且，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因此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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