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尽头，是希望的开始，而希望是最具有诱惑力的。漫河湾的百姓踏上了逃荒的路，他们漫无目的，只是跟着人群扎堆走，四面八方的荒野都是人，人群里混着一些兵和马。老百姓的眼神饥渴地四下观望，拖着疲累而饥饿的躯体在田野上徘徊。
1938年的夏天，在郑洪山的脑海中像一场电影。漫长的光阴装裱成为定格的画面。他只有八岁，记忆时有模糊，但不外乎一场战争，一场旱灾和一位军官。许多年后，郑洪山会花很长时间慢慢细数曾经，那些模糊的记忆也会有一点变化。至于某一天见过的一只鸟，走过的一条小路，看过的风景，这些画面统统意想不到地从脑海中消失了。
他不大记得那年究竟有没有下过雨，反正整个夏天都很燥热。每日三餐减掉一顿，粥越来越稀，白馒头慢慢变成了黄面馍，最后一天只吃的上一顿饭。一碗清汤和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他觉得难以下咽。可周先生只有这个，他也只好跟着他吃。谁叫他没有了亲人，只能寄人篱下呢？而周先生待他不薄，就更没什么可埋怨的了。
那些日子，郑洪山饿得什么都想尝一尝，不记得究竟是靠什么活下来的。七月的枣，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刚泛熟的果子涩口的滋味他倒是记忆犹新。甚至说天上的蚂蚱，新鲜出土的蝉猴，破壳的雏鸟。蛇蝎蛙虫，药草野菜，若不是饿得没法子，谁会吃这些东西？
有一天，周先生感叹道：“得亏我那仨儿子当兵去了，不是这，也得在家挨饿。”刹那间，郑洪山感到周先生的脊梁弯了下去。
万江终于病倒了，似乎是伤口引发了感染，高烧不退。躺在那没有了往日的神气，只从他那身暗淡的军装和锃亮的皮靴上看得出，他也曾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军官。周先生不惜花费了一块红薯，托人去找孙大夫。不一会便得到答复：“日本人要进山扫荡，孙大夫出门躲灾了。”这是两个坏消息。周先生为难起来，心想“眼下一没有粮食，二没有药，万江实属九死一生。军官的身份一旦被鬼子发现，他也必死无疑。”
折腾了大半天，周先生将万江收拾得蓬头垢面，换掉了那身军装。万江虽然病倒，人还是有意识的，隐约察觉到有人摆弄自己，但确认了那是周先生，而他又没有恶意，只好勉强配合。最后被抬上一辆板车，随便他把自己拉到哪去。这种力不从心的煎熬令他感到焦躁，可他越是抵抗，便越容易头昏。于是在昏迷和清醒中反复交替，有时因为路途颠簸，车轮掉进路坑，他会突然醒来，意识到自己仍在赶路。躺在板车里，看着空无一物的蓝天，很想张嘴说话，又渐渐昏睡过去。
周先生作为漫河湾的精神砥柱，同样逃荒去了。这使得那些宁死都不肯下山的乡民动摇起来，纷纷加入了逃难的队伍。一时间，漫河湾再次十室九空。
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周先生知道，不远处就是QS县城。那些同样逃荒出来的灾民在城外支起低矮的小棚子，木头、干草、泥巴随意堆起来的临时住所，一座一座，一排一排，紧挨着QS县的老城墙。
郑洪山望着QS县城的城门，感叹这座坚不可摧的城楼要比自家的房子高出两三倍。他倚着城墙根，在嘈杂的人群里显得毫不起眼。无数的村民四处倾倒，像是干燥的黄土地蔓生出来的枯木，肢体扭曲，席地而坐。
整个城外，俨然成为了一处虔诚信徒的祭坛，在这儿寻求着最后一丝希望。
饥肠辘辘的人们跪在那，坐在那，躺在那，眼里空无一物，又统统一言不发。
板车在人群中缓缓移动，道路两边尽是些风尘仆仆，不修边幅的灾民。难为他们收缩腿脚，让出一条路来，勉强让板车通过。目光中似乎潜藏着深深的怨愤，凝视着那位半死不活的，病怏怏的，谁也不知道那是个军官。
周先生对儿子喊道：“周正……去找大夫。”
周正应了一声。
“我也去。”郑洪山说。
郑洪山一边走，一边想着……舌根似乎有了一些回味，那是虫子、野菜、树叶、草根、树皮、土的滋味，它苦涩，它酸楚，转而又淡如清风。
周正和郑洪山两个人穿过难民场，在诡异不安的人群中穿梭，不停地横跨过地上躺着的人体，没有感到任何不得体的地方。身旁有人保持沉默，也有人大声呵斥。但保持沉默的却是大多数，饥饿导致他们懒得争论。能少说一句话，少走一步路，饥饿感也就没那么强烈。而那些感到被侵犯了的，则是饥饿难耐，开始对身边的一切产生厌恶的情绪，无端的恼怒难以压抑，呼声中透着一股悲怆哀婉，只是喜欢逞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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