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天，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8点多我到了办公室，拿起当天的报纸翻看。
这时手机响了，一个很温柔很纯净的女生声音传来。
“请问您是东方木的妈妈吗？”
“我是，请问您是哪里？”
“我是北大信息学院东方木的老师，请问东方木回家了吗？”
“？？？，没有呀？出什么事了”我已经很慌乱了，这一段孩子都联系不上，更没有回家，老师既然这么问那肯定不在学校。一定是出事了。
“东方木妈妈，您先别急，是这样的.这一段时间，东方木同学都不怎么上课，前天离开了学校，已经两个晚上没有回宿舍了。今天早上他们班长反映上来，我们已经发动全班同学在找，我也打个电话问问他是不是回家了。”
“没有呀，没有回家，出什么事了老师？”我说话已经快哭了。
“东方木妈妈，你们如果也不知道东方木的情况，我们学校准备报警寻找，但是报警需要家长来报，您们能来学校吗？”
“能，能。我和他爸马上出发，但我们在河南，赶到学校也要5个小时以后了，还请您们继续找。”
“一定，一定”老师温和而坚定的答应着。
我放下电话，哭着打电话给我爱人。我爱人正在开会，一听我说的情况也慌了，“我马上请假，我们立即去BJ。”
飞奔坐上高铁，一路上我都在哭，心里很疼。心中也一直在默念：
儿子你要好好的。
儿子你不要有什么事。
儿子你不要吓妈妈。
我爱人在火车上不停地给孩子的同学打电话，了解孩子的近况，虽然看似很淡定，但午饭买来也是几乎没有吃。
下午3点多钟赶到北大，北大信院我儿子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一直在学校等着，一听我们到了，立即赶到校门口和我们汇合。
我们一起到校派出所报警。
警察同志很是负责，立即打开身份证搜索系统查找，查到了我儿子东方木两天前在距离学校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宾馆入住。
和学校老师一起飞奔赶到宾馆，出示了证件，映求宾馆服务人员打开房门。
门开的一瞬间，儿子也站在了门口，形容憔悴，暴瘦，面色枯黄，神情冷漠。但还好，儿子活着。
谢过老师，送老师们回学校。
我们陪孩子仍然住在宾馆。
先给孩子整点吃的，点了外卖。但儿子好像一点胃口也没有。
想和儿子谈谈心，儿子只是叹气，一句话也不答。
晚上和儿子住在一个房间，只见他一晩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我过去从后面抱住他，轻抚着他的背，轻声地温和地问：“宝贝，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告诉妈妈，我们一起面对，一起解决。”儿子仍然是背着身，一直无语。
天一亮，我们立即赶回北大见老师。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很是热情和耐心，说话轻声细语的，对儿子东方木无故离校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
李老师建议我们去北大心理咨询室去做心理咨询，并给我们免费约了在国内都比较有名气的心理学家孙凯文老师。
在北大心理咨询室，孙凯文老师和木子（东方木小名）单独谈，我们在外面等，他们具体谈什么我们不清楚。
谈了半个多小时，孙凯文老师出来见我们。说东方木应该是抑郁症，他建议我们带孩子去BJ六院就诊。
第二章拒绝正规治疗
我们带木子到了BJ六院。
一看医院牌子我心猛一沉，“BJ市第六人民医院”，“BJ市精神病医院，”这两个牌子在医院大门两侧挂着。
精神病医院，我儿子得了精神病？
在我的认知里，精神病是一种被人诟病的疾病，其他得了很严重的病大家都是同情的，但得了精神病在大伙口中是耻笑的。“疯子”“神经病”成了人们口中骂人的词语。
但医院仍然有很多人在等待诊疗，一个挂号间挤满了人。
挂了号，等了两个小时。终于叫到了我们的号，陪儿子入了诊室。
大夫是个年轻的男大夫，问：
“怎么了？”
儿子不答。
大夫又问，儿子就无声的流了眼泪。
年轻大夫就转头问我们，我们简单叙述了孩子情况，并说是北大孙凯文老师让我们来就诊的。
“抑郁症，住院吧。”那年轻大夫肯定地说。
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听都没有听说过，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第一天第一次闯入我的耳膜，打的我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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