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哪来？
我从哪来？
我从贵州的山里来，我在出远门到达目的地—山东泰安后这样回答问我的老师和同学。
如同云贵高原大山腹地的其他地方的山里娃儿一样，我是打小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快二十岁了，去得最远的，还只是县城。
去县城看乌江大桥，去县城边上看乌江里的大船；县城河街靠近乌江边上的饭铺吃上一口那个时候于我而言的人间最美的饭菜—宫爆腰花，去县城读书，这些都是算不得出远门的。
第一次出远门，还得是在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旬，出县出省去五千里外的山东泰安求学读书。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我完成了人生学生时代的第二次大考。第一次大考，是我顺利地从大河坝区小学考上了区中学。这第二次大考，是我以高出省立第八中学—思中（省属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六十九分的成绩，考取了位于山东泰安的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国家计生委直属中专院校）。
去这个学校报到读书的那个远，是家里人，寨子里、村子里的人，甚至是区里的，都没有几个能去过能有它那么远的。我的这第一次出远门，可谓是有点儿惊世骇俗的味道儿，是真正的出远门。
这第一次出远门，需要做的功课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吃的”“穿的”“交的”。
“吃的”，自然是父亲、母亲早早地起来，煮上十多个自家散养的鸡“下的”土鸡蛋，然后给我盛了装在背包里，用作路上吃。
“穿的”，则是由我走上十多公里的山路，提前去取之前在制衣店里量身定做的两套学生装。去取，很顺利，因为风簸岩下边许家坝区街上的族里三姑家大儿子就是这家制衣店里的当家裁缝和老板。后来，这两套学生装，陪我念完了在山东的那三年书。
“穿的”，当然，除了做衣服外，还有提前去区里的靠思林方向的街上的一家制鞋铺定做了一双形似“杀猪刀”的黑色的大头皮鞋。这一双大头皮鞋，自然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双皮鞋，第一双最贵的鞋，它也陪我“穿”过了在山东的那三年岁月。除了衣服和大头皮鞋外，母亲千针万钱纳制的千层底布鞋，自然也会少不了。
我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制的千层底布鞋长大的。这一次，我将穿上母亲亲手纳制的千层底布鞋出远门，去往五千里之外的山东泰安。
这让我想起了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交的”，则是那两千多元的读书报名费。记得我去山东读书之前的十多年前，大伯家的堂哥，去铜仁师专读书的时候，大伯家便是卖了当时整个大家庭于土地下放时分到的唯一的那头雄性大水牛。
我这一次去山东读书，家里穷尽了办法，最后也是卖了家里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家庭成员中的重要一员—耕牛，才凑足了去山东读书的新生报名费。
“吃的”“穿的”“交的”，都得父亲母亲穷尽地付出他（她）们自己的心血。那一段时间，可真是把他（她）们忙坏了，把他（她）们的心给心焦惨了。
出门的日子，是父亲按照“七不出门八不归家”的历书上的习俗，避开了逢“七”的数字后定的。选定下出门的日子，是为了讨个吉利和顺和。当时，不觉得，也不相信。
但，从后来的出远门，和去相对较远的地方的经历来看，确实也够吉利和顺和的，算是真的讨到了吉利和顺和。
避开“七”这个数字出远门，和避开“八”这个数字回家，从一九九五年秋去山东读书开始，直到二十七年后的今天，印象中，我去比较远的地方和从比较远的地方回家，我遇上的都是晴天，没有碰见过下雨。印象中，又因为碰上的都是晴天，所以一切还都挺顺利和心想事成的，没有遇见什么影响人心情的幺蛾子，而显得“天气好，一切都还好”。
这，或许算不上“封建”？或许算得上是巧合？或许什么也算不上，因为我把那完全看作是父亲对我的期许和祝福。因为父亲总是希望：我出去的时候“好”，回来的时候也“好”。
出门前，年近七十岁的姑姑，拿出一张五十元钱，在她们家的院坝，塞到我的裤兜里；堂姐将磨推的米豆腐，于清晨拿到近十里路远的集上卖得十元钱，在黄昏的时候送到我的手中；年近八十岁的外婆，走了近二十里的山路，来到我们家里，送上五十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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