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的正午，郁静枫打来电话，提及我还剩不到两个月就到期的签证。她清楚我和公司的合同已然到期，而公司已无意续签，于是告诉我说，如果我真的想继续留在西贡，到时候她可以帮我去办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
快要挂电话的时候，她又有些犹豫的告诉我，她安排了行程两天后去河内，如果事情顺利，她想在办完那边的事之后来西贡见一面。
我问她去河内办什么事，她敷衍着说只是平常的出差。但我清楚，如果不是棘手的事，她不至于要亲自去河内。
在挂了电话之后，我便给河内的黎青莞挂了一通电话。我从她那里得知，两周前公司对越南这边做了人事变动，几乎是一次“大换血”，新来的人自作主张绕开阮文森找了一条更低成本的出货渠道。结果几天前，从河靖省运出的一批矿在边境被扣下了。而这批矿本就是急需，如果不能按时到货，不仅往下许多环节都会拖延，还会影响到公司的信誉。
于这件事我始终觉着有些奇怪，既然公司已然准备要撤出越南，照常理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大的人事变动，新来的主管也更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变更出货渠道。
我在这个下午买了去河内的火车票。傍晚，临出门时，正遇着Trista回来，见我提着行李，问我：“去哪里？”
我告诉她，“我要去一趟河内，有些公事要办。”
她于是又问：“坐火车去？S2？”
我点了点头。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间还早，吃过晚餐再走吧，我可以骑车送你。”
“好。”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西贡她说要送我。
晚上八点三十分，Trista送我到火车站大厅的侧门。在我从车座上下来时，她问我：“这次要去多久？”
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事还不清楚。
她显得有些担心，“别像上次一样。”
“这次不会的。”
“那就好。”她温婉的一笑。
“Trista，”我在她就要离开时叫住她，“如果可以，那晚我说的那些话，就当我没说过。”
“什么话？我想我已经不记得了。”她朝我一笑，绕开这话题，“回来的时候如果叫不到车，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
我点了点头。
她默然一笑，笑脸像夏日的黄昏待放的夕颜。
晚上九点，火车离开西贡，以六十五公里的时速向着北方缓缓前进。我戴上耳塞，看着窗外看不见的夜色，重复的听着一首年少时听过的Beatles的“Yesterday”，觊觎回忆填满这漫长的一夜。
翌日的中午，火车途经洪水肆虐的中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浸没在红色的流水中，一座又一座的屋顶上升起袅袅的炊烟。屋顶的少年偶尔跳入水中嬉戏，又爬上屋顶去，揭开锅盖，从锅里捞出一勺东西吃进嘴里，满脸的欢喜。
我远远地望着那些年少无忧的笑脸，那样的快乐也许我也曾有过，只是岁月让我学会了忧愁，忘却了欢愉。
第三天的凌晨六点，火车抵达河内。我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在附近的路边寻了一家刚刚开门营业的小餐馆，吃了一碗鸡肉河粉，然后叫了辆计程车，去还剑湖边那个我熟悉的小酒店。
酒店前台的服务生似乎依然记得我，在我把护照交给她办理住房手续的时候，她用很标准的汉语告诉我说，
顶楼的房间正好空着。那是我在这里已然住惯的房间，在这家小酒店的格局中顶层唯一的一间客房，安静的不受打扰，若是逢着晴天，更是明亮得装不进忧郁的情绪。
我拿了房卡，穿过楼下的走廊，沿着紧贴墙壁螺旋而上的楼梯经过一个又一个房间的门前，走进顶层的客房。我坐在窗前的小茶桌边，拿出手机给郁静枫挂了一通电话，告诉她我已到河内，在问了她这天下午抵达河内的时间之后，又跟她了解了一些有关这件事前后的细节。
此后，我拨了阮文森的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阮文森只冷冷的一句，“我已经说过了，让你们老板郁虹渟亲自来跟我谈。”然后他便不再说话，只是也没有挂断，手机像是被放在了桌上。
我拿着手机放在耳边，就这样等着，数着墙上的挂钟里转动的秒针。
二十分钟后，阮文森又拿起手机，只是不等我说话他便在电话里发了一通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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