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之前说了不想再去谈工厂的事情了，索性我就在这里大致的结个尾吧。
我们这些职工和大炼厂的矛盾越来越大，但是双方似乎都压抑在心里不去爆发，大炼厂的领导们时常会推脱掉自己的责任，说我们这些职工的意志力不行，干活怕脏怕累，这些我们也都是听说的。老蒋和老黎也不再每天都兴致勃勃的或是被上面的命令压抑着去四处巡厂，可是没想到的是，那段时间，工厂的生产反倒是顺畅了。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老蒋和老黎的工作关系被找到，并且经过两个人的多方奔走，最终两个人的档案被投到了大炼厂，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了大炼厂的正式一员，得以名正言顺。老蒋那段时间每天的脸上也挂着笑容，为了这事儿，他和老黎还亲自请了我们几个人吃饭唱歌，但是那饭和那歌却食之无味，唱之无情了，我们似乎觉得老蒋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经过了这将近两年的磨练，他似乎已经不再是我们最初这些年轻职工的长官了。
老蒋和老黎三番五次的请我们吃饭，而且每次都会将齐克青请来，在齐克青到来之前，还亲自和我们说，好好干，大炼厂不会亏待大家的，今天齐厂长要来，你们几个能喝的得好好表现。并且尤其提到了我。
阿谀奉承我不是学不来，只不过我觉得那样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本来就是个偏激固执的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都在渴望着或者说我之前都还在制造者唯美的爱情，更何况对于工作。
但是我那几次宴席上，我却借着酒劲儿向齐克青拍了几下马屁，同时也不忘给老蒋拍上几下。齐克青似乎对我并不感冒，他一直没有记住我的名字，我们三巨头，他最先记住的是衡欣昇的名字，就是因为衡欣昇是原料车间的组长，是最艰苦的组长，然后就是王跃明，他说他是最干脆的组长，甚至可以说，知道后来我们最后一次宴会之前，齐克青还是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知道管我叫煤气组长。我听起来倒像是讽刺。许姐也拿齐克青的这句话调侃我，说我是没气组长。我说是啊，我要是有气，煤气炉早就爆炸了。
说了这么多，我的工厂经历应该告一段落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入秋之后，天气转冷，在建的大炼厂的建筑工地里也出现了几起工伤事故，关于赔偿的问题让大炼厂的领导们已经苦不堪言，资金也陷入了紧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工厂也不忘在已经焦头烂额的领导们头上泼上一盆凉水，原料车间，锅炉车间，浸出车间三大车间同时出现问题。老蒋和老黎那段时间甚至都以厂为家，连周六周日都要相互请假回家看看。
工厂还在勉强的运转着，齐克青也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兴致再去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每天除了开会，就是去在建的大炼厂建筑工地巡视，他的心思已经不再这个小厂了。
十一假期过后，工厂停产了，停产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资金紧张，无法维持工厂的日常生产运营，每天两万多的电费，还不算水，和设备的磨损，以及一些低值易耗品的大量消耗。
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一次，工厂大部分主力车间的设备几乎是在同一天出现了问题，老蒋已经无可奈何了，他像个孩子一样去找齐克青，请求停产。齐克青皱着眉头看着枯瘦的老蒋，思考片刻，草拟了一份停产申请，说要递交大炼厂的会议上研究。
第三个，也是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工厂目前还没有获得生产许可证。为了这个事情，齐克青在初来厂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齐克青还亲自去环保局和生产技术监督部门去斡旋，政府部门看着钢厂这个纳税大户的面子才同意让工厂继续生产，等生产顺畅了之后再补办相关的证件。
可是现在，政府部门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这个当初被人抱以无限希望的工厂已经无法运行了，现在正在苟延残喘，于是，政府部门亲自上门，这一次再也不给面子了，因为北京的国家环保部门的官员要来检查，所以，必须停产，是必须。
我亲自指挥了煤气炉和焙烧窑的停产，轰鸣了几个月的机器终于缓缓的安静下来，热闹的工厂没了机器的轰鸣显得死气沉沉，除了偶尔走过的职工们还能为这个工厂增加些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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