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22)-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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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和英国记者宓克曾指出的那样:“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传教一事,其谋始不臧,在以兵力强之使从,致中国国家,惭其臣庶。复因立约保教,此事愈为怨怒之媒,而耶稣教门,遂为举国所愤毒。”因为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中国各阶层的极大不安和愤恨,所以一旦有事,地方士绅就会积极发动和组织的反洋教的斗争,许多下层群众也积极参与,各地官方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应接不暇。在这种背景下,自1856年西林教案到1899年肥城教案,历时40余载,几乎年年有教案,处处有教案,在全国形成了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对洋教的大规模运动。

        日薄西山的清政府一直采取扶教抑民的政策,在西方列强的恐吓下一直用武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活动。1898年3月,清政府更是颁布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竟然承认天主教的主教相当于督抚,副主教、会长相当于司道,传教士相当于州县的政治地位。因此,民教矛盾愈趋尖锐,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情绪不断高涨。在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和发动的反对洋教斗争的基础上,1900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有史学家由此评价说:“满清政府就是被洋教颠覆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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