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微服私访的经历并不好受。朱由校接续好几天都觉得很是失落。但又因为无事所做而得不到舒展与排解。
整顿救济院的事，他想都没想，大明现在需要做的事太多了，这个根本排不上号。而且以目前官员的贪腐程度不管拨下来多少银子，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朱由校现在很烦恼，却又无处发泄。
朝廷的政务都由内阁非常良好的处理了；发明创造都是由专业的工匠、大臣负责研究的，他只是提供一个大体的设计思路与目标要求罢了，他自己并插不上什么手，没办法，毕竟不是理工科出身，严重的缺少相关知识；至于改革的事情，枢密院也在尽心竭力的推进着，关于土豆的推广，他们已经想好了方法，在前天就把提案交给了朱由校。
枢密院认为最好的推广方式就是在明面上不推广，不以政治力量为手段进行强硬的推广。种植土豆当然是对农民们有好处的，但想获得他们的支持，那就必须让他们知道这对自己有好处才行。用行政手段进行强硬的推广只会适得其反，引起民间广泛的抵触情绪：嘉靖年间的“改稻为桑”政策就是实例。
不过问题在于，以目前大明政府的基层组织能力与公信力，嗯，不提也罢……所以，政府宣传这条路，基本上就是被堵死了。不过枢密院还是另辟蹊径地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提意将部分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皇庄与官田暂时性的变成专门的土豆种植基地，然后派全副武装的警卫队来守护土豆——这样住在旁边的人们会觉得土豆是很有价值的食材。
同时命令警卫若看到有人偷窃土豆，则放他们逃脱；如果有人尝试行贿以换取土豆，无论价格多少都要答应。这倒算是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了。
并且枢密院希望朱由校能起到带头作用，把士豆推上了皇宫的餐桌，在宴会上，也可以邀请臣子勋贵一起吃土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毫无疑问的，这个提案得到了通过，对此，朱由校提供无条件的支持；这个好消息也让他振奋了一些，脱离了微服私访时产生的消极影响。
现在的朱由校打算找些事做，这个天下还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还不了解，“南巡”这个词鬼使神差的出现在他脑海中。南巡这个想法的出现是感性的，非理智的；不过等他理性的思考后发现，这件事是可行的。
明朝的政治制度、政治实操与其所带来的惯性，决定了这个政治体系在历史意义上的短时间内（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即使没有皇帝也完全可以继续运行下去，而不会导致崩溃或出现bug。
万历后期的历史便是明证：即使没了皇帝国家依然可以平稳运行一一反正即使是在平常政策的执行与决定者，也不是皇帝。但是由于皇帝掌管全国的人事任免（虽然明代人任由吏部决定的，但最后需要皇帝签字），而万厉的怠政，导致了地方官职出了大问题。为明末整个地方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要有巨大的责任。
不过，当然，朱由校并不会离开太多时间，最多也几个月罢了。
不过当他真的向内阁提出自己要南巡的意愿时，却得到了负面的答复。内阁以劳民伤财为由拒绝了，并且还暗示他不要向武宗学习。好吧，在批斗武宗这一点上，内阁的建议还是中肯的。
皇帝南巡，就意味着要修建行宫，黄土铺路，净水泼街，这对国家的经济有很大负担。历朝历代，皇帝外出巡狩，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晚唐，晚清除外），以前在大明的财政状况，内阁的拒绝是情理之中的。
历史上，乾隆六下江南，累计花费白银二千余万两，前后修建行宫三十余座。甚至为修路盖宫殿，强占良田土地，使沿途农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
乾隆三十年南巡时，他亲眼瞧见官员们拆毁民屋以建行宫。当场热烈表扬了官员们的“孝心”，加官进爵，赏银两万两。
大臣尹会一上奏章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大火：“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汝谓民间疾苦，试指何人疾苦?汝谓怨声载道，试指何人怨言？”《清代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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