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作为南明统治者而言，要是信了多尔衮的鬼话，那就太愚蠢了。
此时的形势是清军一家独强，南明、李自成、左良玉、张献忠等各方势力均不如清军。
当然，这时不包括安南的杨子正，只是分析中原四股势力的强弱。
那么强弱很明显，作为弱势一方而言, 最务实的做法是弱者联合，干掉强者。而如果弱者选择跟强者联合，那么灭掉其他弱者后自身也就难免被灭。
可惜啊、可惜，不管是正直的史可法还是奸诈的马士英，他们都没有这种眼光。
在接到清军的檄文后，南明朝廷上下对清军充满好感，决定同清朝议和。
顺治元年七月初五, 南明以兵部侍郎左懋第、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使臣, 携银十万两、金千两、缎绢万匹, 北上求和于清，并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
谈判前，南明内阁议定的谈判底线为：
一、于天寿山设园陵，重新安葬崇祯皇帝和其皇后；
二、南明可以向清朝献岁币，以每年十万两白银为限；
三、南明对清朝的国书应以古可汗称呼，不称皇帝；
四、使节礼仪应遵会典，不必屈膝。
这要的条件真让人无语，现在的南明可不是赵构的南宋，赵构在南方站住脚后迅速收拢兵权，下面带兵的都听他指挥，他的南宋基本上控制了淮河以南地区。
而此时的南明，其实际控制地域只有江苏、安徽而已。你的政权连块像样的地盘都没有，有什么必要去谈判呢？
既然自己的政权都不稳固，献岁币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在这时去找清朝议和是相当愚蠢的，然而既然做了就得捞点实在利益。对于南明而言, 最实在的利益就是扩大地盘。
联合清军，商量好, 你打哪，我打哪，打完了怎么分地盘。
可是呢，这份谈判书的第一条是安葬崇祯，第二条是给人家钱，第三条是确定双方的称呼，第四条是外交礼仪，实打实的东西一点没说。
其实南明朝廷中还是有明白人的，这个明白人就是谈判代表团团长左懋第。
左懋第是个有基层经验、有做事方法、亲身经历过战场的人，所以，他坚决反对以这种方式跟清军议和。
左懋第认为，议和可以，但必须有武力后盾，即：
“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议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通俗点说就是，谈判谈出来的和平并不靠谱。南明需要有渡黄河作战的能力，才能守住黄河；能守住黄河，才能跟清朝谈划江而治的事情。
而要想渡河作战, 左懋第认为应“收拾山东，为使臣声援”，即派兵收复此时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山东。
然而左懋第的建议报给南明朝廷，虽然有人赞同，但是没人实施。其实即使想实施也没法实施，南明的军队大半在江北四镇，四镇的兵南明朝廷根本调不动，还怎么“收拾山东”？
就这样，这支谈判代表团在混乱中踏上了北上的路，也是一条不归路。
八月十五，代表团渡黄河，派人先去联系吴三桂，准备封他为蓟国公。然而吴三桂表示自己已经是清朝的平西王，不能再接受南明的册封。将册封诏书封存，交给了多尔衮。
左懋第一看这个态势，感觉北上谈判的意义不大，就开始在山东沿途招抚原明朝的官吏、士绅。
可是由于左懋第率领的只是一个谈判代表团，既无钦差的便宜之权也无调兵的军权，所以对山东当地的官绅，他既无法委派官职也无法派兵驻守，导致当地的官绅在不久之后大面积倒向清朝。
其实就从南明派出代表团向清军求和的那一刻起，南明就输了。
南明的决策者们始终不明白，他们手中最值钱的牌是哪一张。
南明最值钱的地方在于，它是名正言顺的大明继承者，他们的名分是最正统的。
打着大明的旗号，他们依然可以号召天下士绅、故明官吏，在没有被战火摧残的东南地区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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