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郊外寂静无声，有不知疲倦的飞蛾扑向路灯。
闹钟响了很久，可红旗起不来。
她的意识模糊不清。
“你得冲你得往前冲，你的身后一无所有。你家背了四十万的外债，爸妈老了，快退休了，一身的老毛病。以后谁来还钱谁来还房贷？”
黄旗这样跟红旗说。
红旗是一个今年刚满十八岁的高中生，女高中生。
黄旗是她的伙伴，幻想中的伙伴。
红旗觉得眼睛像是撕裂了一样痛，就像有人往里面滴了肥皂水。头也疼，灌了铅似的沉重。
那又能怎么办呢？
父母营造的安乐笼就像舒适的枷锁，把人养出惰性和侥幸。
214天，红旗想，总有下一个214天。
她还没能明白时间的宝贵，嘴上说着我尽力了，心里还是觉得会有够冲刺的时间，现在大可不必。
把喧哗造作快要跳起舞来的闹钟按掉。红旗摇摇晃晃地起身了，她没有理会黄旗。
又睡了一会，房门外传来一道男声。
“还不起来，你想迟到吗？”
说话的是红旗的父亲，一个双眉像崇山，眼神炯炯，腰背永远挺直，龙行虎步的男人。
在红旗的心里他就是大山。
他不会进女孩子的闺房，很尊重红旗的**，每日一定得早起，而更早起是为了喊红旗起床。
可是红旗觉得他很凶，难以靠近。
父女之间一天也难得说几句话，因为红旗总是不耐烦，而父亲又不善于表达。
事实上红旗不敢对视他，所以从为看清过他的表情。
暂且打住，现在红旗要上学了。
父亲把红旗喊起床后就在客厅看《朝闻天下》。
红旗在穿与不穿校服红色的大棉袄之间犹豫了一下。
就在这时，母亲也起床了，带着倦意推开房门走了出来。
“穿棉袄去学校吧，骑车会冷的。”
“我自己冷热知道，我骑车运动后很热，不穿。”
红旗回答，她又在上学迟到的临界点了，待会又是一场秋名山车神的秀场。
红旗匆匆忙忙地背上书包，在玄关处换好鞋子拿上钥匙，关门时母亲又追出来，手里拿着塑料袋：“带点冬枣回学校吃吧，还有核桃。”
“牛奶拿了吗？”又接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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