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因为GDP中可供老百姓支配的收入份额下降了，并且老百姓把更大一部分收入存了起来，储蓄率上升了。关于我国居民高储蓄，目前主流的解释是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计划生育后，养儿防老转变为增加储蓄防老，并且随着城市化大潮、商品房改革和房价上涨，就业者不但要攒钱买房、结婚、培育下一代，还要分担长辈的养老和医疗支出；房价上涨使得居民不得不压缩消费增加储蓄来存钱还付首付、还按揭；地方政府重土地、轻人，导致民生支出相对不足，而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由于体制原因，市场化供给受限，市场服务价格偏高，这些相关支出都需要家庭提高储蓄来应对，此外，政府常常按照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不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的需要，这些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只好提高储蓄，把钱寄回外地家里。地方政府重企业，重生产，重规模，重资产，加速了资本份额的上升和劳动份额的下降，加入WTO后，进口货本品关税下降，工业在东南沿海集聚，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而户籍和用地有关政策提高房价和用工成本导致用工荒，加之如今机器对劳动的替代，企业更偏向资本投入，劳动收入低。居民收入转移到了政府和企业手中，变成了基础设施、工厂和机房设备等，居民消费品占比相对降低。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下降，不仅对应着投资占比上升，也对应着出口占比上升。如何评价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居民的收入只是占比相对下降，但水平在迅速上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资本占比的上升意味着人均资本数量增加，这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从经济增长的逻辑出发，在经济发展早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化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但如今已不可持续了，这会导致投资难度加大、债务负担积重、贫富差距扩大、贸易冲突加剧。为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让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份额才能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才能提高。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很多具体改革，包括公共支出方面的改革、官员评价体系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国企资本制转社保基金的改革。GDP由三大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我国加入WTO后，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猛增，消费占比锐减，这是不可持续的，一来外国需求量受国外政治、经济变化影响大，难以掌控；二来过高的、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过剩产能，浪费严重。因我国消费占比低，纵然极高的投资率也无法完全消纳所有产出，剩余必须对外出口，而我国体量巨大，对国际贸易的冲击也大，经济调整并不轻松。国内和国际一体两面，国内失衡会导致国际失衡，国际失衡反过来也可以导致国内失衡。贸易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贸易冲突的根源也往往不在贸易本身。正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
各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平衡程度，会反映到其国际收支状况中。全球经常账户的逆差基本全部由美国构成，美国可以吸纳其他国家的对外净输出，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美国的所有贸易逆差中，与中国的双边逆差所占比重不断加大，已然过半，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美国一直说是中国货，导致制造业就业占比大幅下降，但其实因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机器替代人工，制造业就业一直在下降，但产出并没有降低，并且，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降低了使用这些产品的部门的成本，反而刺激了其规模和就业扩张。事实上美国整体就业情况并未因中美贸易而降低，然而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爆发的年代，讲道理没人听。中国制造业崛起和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就业冲击其实不重要，相比之下，对美国的技术冲击和挑战更为实在，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技术遏制可能会长期化的根本原因。对站在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从科学研究和试验室开始，再到技术应用和复制阶段，然后再到大规模工业化量产，但对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环节入手，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再慢慢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一些专利，产品销量逐步扩大，技术逐步向前沿靠拢后，就有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推进更基础、应用范围更广泛的科研项目，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技术大国不是制造业大国，而从制造业环节切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也是非常正确的方式，因为制造业不仅有学习效应，还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从理论上说，中美贸易不一定会损害美国的科技创新，大公司把制造环节搬到中国，靠近全球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会多赚很多钱，再将这些利润投入位于美国的研发部门，不断创新和提升竞争优势，最终美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不一定会受负面影响，但在美国政坛和媒体中，这些年保守心态占了上风。假如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强的科技中心渐行渐远的话，对双方乃至全世界都会是很大的损失，没有了市场，美国公司持续不断的高频研发支出很难持续，也就难以长久维持技术优势，同时，技术高压虽然可能让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受挫，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产技术也因此获得了市场机会，可能提高市场份额和收入，进而增大研发力度，进入“市场—研发—迭代—更大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国产替代，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国国内市场确实能继续壮大，国内消费能继续提升，能真正支撑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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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平衡程度，会反映到其国际收支状况中。全球经常账户的逆差基本全部由美国构成，美国可以吸纳其他国家的对外净输出，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美国的所有贸易逆差中，与中国的双边逆差所占比重不断加大，已然过半，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美国一直说是中国货，导致制造业就业占比大幅下降，但其实因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机器替代人工，制造业就业一直在下降，但产出并没有降低，并且，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降低了使用这些产品的部门的成本，反而刺激了其规模和就业扩张。事实上美国整体就业情况并未因中美贸易而降低，然而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爆发的年代，讲道理没人听。中国制造业崛起和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就业冲击其实不重要，相比之下，对美国的技术冲击和挑战更为实在，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技术遏制可能会长期化的根本原因。对站在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从科学研究和试验室开始，再到技术应用和复制阶段，然后再到大规模工业化量产，但对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环节入手，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再慢慢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一些专利，产品销量逐步扩大，技术逐步向前沿靠拢后，就有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推进更基础、应用范围更广泛的科研项目，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技术大国不是制造业大国，而从制造业环节切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也是非常正确的方式，因为制造业不仅有学习效应，还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从理论上说，中美贸易不一定会损害美国的科技创新，大公司把制造环节搬到中国，靠近全球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会多赚很多钱，再将这些利润投入位于美国的研发部门，不断创新和提升竞争优势，最终美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不一定会受负面影响，但在美国政坛和媒体中，这些年保守心态占了上风。假如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强的科技中心渐行渐远的话，对双方乃至全世界都会是很大的损失，没有了市场，美国公司持续不断的高频研发支出很难持续，也就难以长久维持技术优势，同时，技术高压虽然可能让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受挫，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产技术也因此获得了市场机会，可能提高市场份额和收入，进而增大研发力度，进入“市场—研发—迭代—更大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国产替代，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国国内市场确实能继续壮大，国内消费能继续提升，能真正支撑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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