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初文掌管铸币厂和钱庄，出了这么大的一档子事儿，会不会和他有关？
“下官已经查过了，和孙大人没有关系。铸币厂，一直按照大人定下来的规矩运行，周围的士兵严加巡逻，那边不可能有问题。
从孙大人担任铸币厂和钱庄的管事之后，和秦商也慢慢的少了联系，这事，孙大人恐怕不知道。
至于土地兼并之事，和孙大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杨临回道。
孙初文久经商海，是一个人精。
孙杰的地位越来越高，眼看着就要成为皇帝，有这么一个女婿，哪里还用得着蝇营狗苟？
他也明白，他是外戚。
一个合格的外戚，就必须要斩断所有做大的可能。
于是，近几年里，他逐渐慢慢淡出秦商，开始和秦商脱开关系。
虽然名义上还是秦商的掌舵人，但很多事情他已经不管了。
所以说，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他还真不一定知道。
“既然如此的话，那你先下去吧。”孙杰看向杨临。
杨临告退，走出了书房。
看着走出去的杨临，孙杰陷入了沉思。
他倒是不害怕这些胡作非为的商人，整个大明北方都拿下来了，难道还会怕一些财迷心窍的商人吗？
对于孙杰来讲，查清楚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人员，几乎在俯仰之间，费不了什么事。
但孙杰想做的可不止这些，他想打破这个时代的固有规律，用现代的规矩，运行商业。
这个时代的商人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和士绅阶级有着莫大的牵扯。
即便依附于孙杰的秦商，也是如此。
从一开始，秦商中人，就不是纯粹的商人。
大部分都有着士绅背景。
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如果没有士绅背景，恐怕，普通商人早就被吃干抹净了。
想要让商业更发达，就必须将“官”和“商”剥离开。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商业更大的作用。
还有商税。
尽管之前孙杰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划，但之前有一大档子事儿要做，所以迟迟未能开始改革。
沿用的规矩，还是之前的老传统。
还有这个时代的赋税，实在是糟糕透顶了。
在孙杰领兵出征之前，定下了三十税一的农税标准。
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明末，这个标准确实有些低。
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这种赋税想要养活整个天下，确实很难。
但孙杰也不是信口胡说，也不是胡乱施政。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孙杰将目光放在了商税、个人所得税以及海关税等税务上。
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有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气质。
只要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三十税一这个规矩，会让他们活得很好，一年到头还能有很多结余。
再加上孙杰的学堂制度，完全可以让这些百姓的子弟进入学校学习。
明朝的商税混乱不堪，早期的时候，朱元璋虽然定下了三十税一的规矩，但商人们真真正正缴纳的赋税，远远不止这么多。
想要进城贩卖，就必须缴纳进城税，像什么市税，水关税，税卡税，等等多如牛毛，繁杂不堪。
但明初政治环境清明，虽然这些税务很多，但加起来其实并没有多少，普通商人也能承受。
然而，进入中期，朝廷财政开始出现问题，这些税务偏向了极端。
嘉靖年，朝廷财政缺口日益扩大，各种各样的税务如雨后春笋，不断拔地而起。
在这种严苛的税务之下，手工业从事者，以及那些小的商人纷纷被逼死。
只剩下那些身家巨厚，有着官方背景的商人。
这些商人又怎么可能会将自己手中的钱财交出去呢？于是，他们便抱团取暖。
以地方为主，形成一个又一个商帮，以此来对抗朝廷。
嘉靖年间的时候，朝廷还能压住这些商帮，勉勉强强还能收上税。
嘉靖年间之后，朝廷在商税上彻底失守。
万历年间，商税制度彻底崩溃。
明末收不上来商税，有商人重财轻义的占比，也有朝廷税务制度混乱的占比。
明朝的商税制度，从根子上就有问题。
这个问题从朱元璋时代就留下根了，后面积重难返，沉疴重病，很难再改变过来。
就算是张居正，在商税上也没什么太大的作为，只能把目光放在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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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官已经查过了，和孙大人没有关系。铸币厂，一直按照大人定下来的规矩运行，周围的士兵严加巡逻，那边不可能有问题。
从孙大人担任铸币厂和钱庄的管事之后，和秦商也慢慢的少了联系，这事，孙大人恐怕不知道。
至于土地兼并之事，和孙大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杨临回道。
孙初文久经商海，是一个人精。
孙杰的地位越来越高，眼看着就要成为皇帝，有这么一个女婿，哪里还用得着蝇营狗苟？
他也明白，他是外戚。
一个合格的外戚，就必须要斩断所有做大的可能。
于是，近几年里，他逐渐慢慢淡出秦商，开始和秦商脱开关系。
虽然名义上还是秦商的掌舵人，但很多事情他已经不管了。
所以说，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他还真不一定知道。
“既然如此的话，那你先下去吧。”孙杰看向杨临。
杨临告退，走出了书房。
看着走出去的杨临，孙杰陷入了沉思。
他倒是不害怕这些胡作非为的商人，整个大明北方都拿下来了，难道还会怕一些财迷心窍的商人吗？
对于孙杰来讲，查清楚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人员，几乎在俯仰之间，费不了什么事。
但孙杰想做的可不止这些，他想打破这个时代的固有规律，用现代的规矩，运行商业。
这个时代的商人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和士绅阶级有着莫大的牵扯。
即便依附于孙杰的秦商，也是如此。
从一开始，秦商中人，就不是纯粹的商人。
大部分都有着士绅背景。
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如果没有士绅背景，恐怕，普通商人早就被吃干抹净了。
想要让商业更发达，就必须将“官”和“商”剥离开。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商业更大的作用。
还有商税。
尽管之前孙杰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划，但之前有一大档子事儿要做，所以迟迟未能开始改革。
沿用的规矩，还是之前的老传统。
还有这个时代的赋税，实在是糟糕透顶了。
在孙杰领兵出征之前，定下了三十税一的农税标准。
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明末，这个标准确实有些低。
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这种赋税想要养活整个天下，确实很难。
但孙杰也不是信口胡说，也不是胡乱施政。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孙杰将目光放在了商税、个人所得税以及海关税等税务上。
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有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气质。
只要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三十税一这个规矩，会让他们活得很好，一年到头还能有很多结余。
再加上孙杰的学堂制度，完全可以让这些百姓的子弟进入学校学习。
明朝的商税混乱不堪，早期的时候，朱元璋虽然定下了三十税一的规矩，但商人们真真正正缴纳的赋税，远远不止这么多。
想要进城贩卖，就必须缴纳进城税，像什么市税，水关税，税卡税，等等多如牛毛，繁杂不堪。
但明初政治环境清明，虽然这些税务很多，但加起来其实并没有多少，普通商人也能承受。
然而，进入中期，朝廷财政开始出现问题，这些税务偏向了极端。
嘉靖年，朝廷财政缺口日益扩大，各种各样的税务如雨后春笋，不断拔地而起。
在这种严苛的税务之下，手工业从事者，以及那些小的商人纷纷被逼死。
只剩下那些身家巨厚，有着官方背景的商人。
这些商人又怎么可能会将自己手中的钱财交出去呢？于是，他们便抱团取暖。
以地方为主，形成一个又一个商帮，以此来对抗朝廷。
嘉靖年间的时候，朝廷还能压住这些商帮，勉勉强强还能收上税。
嘉靖年间之后，朝廷在商税上彻底失守。
万历年间，商税制度彻底崩溃。
明末收不上来商税，有商人重财轻义的占比，也有朝廷税务制度混乱的占比。
明朝的商税制度，从根子上就有问题。
这个问题从朱元璋时代就留下根了，后面积重难返，沉疴重病，很难再改变过来。
就算是张居正，在商税上也没什么太大的作为，只能把目光放在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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