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来说，中央官学的出现则要晚了不少。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谓“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除了学而无成白首空归之人，太学毕业生们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则收徒为师。当初汉武帝建立太学的根本目的，便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因此，太学自建立之初便成为广大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也是朝廷笼络士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之一。有了利益的驱使，人们便有了进入太学深造的动力，这就形成了太学生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
在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后来为了笼络士人阶层，太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30000人。
在中央，除了太学这种大学性质的学校，便是特殊性质的学校，比如“鸿都门学”、“四姓小侯学”等。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二月，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即宦官派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与士族势力占据地盘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又借汉灵帝酷爱辞、赋、书、画的缘由，办了这所新型学校。
而四姓小侯学则是东汉贵族学校的一种，专为外戚及大臣子弟提供的太学，又称“官邸学”。四姓指东汉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外戚子弟，因为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故称小侯。明帝时崇尚儒学，特为四姓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学。
在中央官学之外，便是地方官学了。
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的则称为“序”。司马徽所说，便是这项制度。
只是这项制度虽早在汉武帝时期便已经建立，却并未切实贯彻执行，汉朝地方学校的兴办仍然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
仅存虚名而已。正是因此，司马徽适才方有“重开”之语。
郭斌道：“学校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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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设立，所费弥多，况且学官培养不易，阳翟县学之中众人就学时间不长，若抽调过多人等为学官，恐怕多有不便。”
司马徽点点头，他当然知道郭斌并非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之类的庸人，便问道：“那你的意思是？”
郭斌道：“将阳翟县学升格为颍川郡学，然后在各县之中设立县学，至于庠序，则交由地方各族分别建设吧。”
“然则，县学之中学子如何入学？如何选拔？可是依照阳翟县学例？”司马徽果然是常搞教育的，一开口便问到了点子上。
若是依照阳翟县学的例，那么对于整个颍川郡势必又是一项重大的财政支出，便是以如今郭斌的身家和颍川郡的家底，想要支撑起全郡中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对财政的压力无疑也是巨大的。若是要不顾一切搞教育，郡中财政想要顾及其他的话却也是难能了。
因为若是依照阳翟县学的例子，所有适龄学子上学是不需要缴纳学费的，另外除了每日上午有一杯牛奶或羊奶饮用之外，中午还要免费提供一顿饭食。除了这些之外，财政还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用以建设校舍、雇佣教员，每个学生入学之初，还必须人手分发一个用以练字、记录之用的黑板，另外每个学年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厚厚的空白记录册子。
这一桩桩一件件所要耗费的财赋，看起来虽不甚起眼，可一旦数量大了，却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今方当乱世，黄巾之乱虽已平息，各地假托太平道之名蜂起之盗贼却是猖獗一时。因此，各地官府与豪门大户纷纷大量囤积粮食，修整武备，哪里有多余的银钱放到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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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谓“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除了学而无成白首空归之人，太学毕业生们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则收徒为师。当初汉武帝建立太学的根本目的，便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因此，太学自建立之初便成为广大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也是朝廷笼络士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之一。有了利益的驱使，人们便有了进入太学深造的动力，这就形成了太学生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
在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后来为了笼络士人阶层，太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30000人。
在中央，除了太学这种大学性质的学校，便是特殊性质的学校，比如“鸿都门学”、“四姓小侯学”等。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二月，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即宦官派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与士族势力占据地盘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又借汉灵帝酷爱辞、赋、书、画的缘由，办了这所新型学校。
而四姓小侯学则是东汉贵族学校的一种，专为外戚及大臣子弟提供的太学，又称“官邸学”。四姓指东汉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外戚子弟，因为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故称小侯。明帝时崇尚儒学，特为四姓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学。
在中央官学之外，便是地方官学了。
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的则称为“序”。司马徽所说，便是这项制度。
只是这项制度虽早在汉武帝时期便已经建立，却并未切实贯彻执行，汉朝地方学校的兴办仍然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
仅存虚名而已。正是因此，司马徽适才方有“重开”之语。
郭斌道：“学校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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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道：“将阳翟县学升格为颍川郡学，然后在各县之中设立县学，至于庠序，则交由地方各族分别建设吧。”
“然则，县学之中学子如何入学？如何选拔？可是依照阳翟县学例？”司马徽果然是常搞教育的，一开口便问到了点子上。
若是依照阳翟县学的例，那么对于整个颍川郡势必又是一项重大的财政支出，便是以如今郭斌的身家和颍川郡的家底，想要支撑起全郡中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对财政的压力无疑也是巨大的。若是要不顾一切搞教育，郡中财政想要顾及其他的话却也是难能了。
因为若是依照阳翟县学的例子，所有适龄学子上学是不需要缴纳学费的，另外除了每日上午有一杯牛奶或羊奶饮用之外，中午还要免费提供一顿饭食。除了这些之外，财政还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用以建设校舍、雇佣教员，每个学生入学之初，还必须人手分发一个用以练字、记录之用的黑板，另外每个学年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厚厚的空白记录册子。
这一桩桩一件件所要耗费的财赋，看起来虽不甚起眼，可一旦数量大了，却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今方当乱世，黄巾之乱虽已平息，各地假托太平道之名蜂起之盗贼却是猖獗一时。因此，各地官府与豪门大户纷纷大量囤积粮食，修整武备，哪里有多余的银钱放到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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