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晚上，她旁听爸爸口述要求彻底平反的上诉书，从历来懦弱的儿子变得越来越峻厉的口气就判断出时势已经变了，便放下了心。像祖母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在乎那种故意推三阻四才拿出来的平反文本，但她还要等一年，看看爸爸那么峻厉的口气有没有招来新的祸害。一年下来，平安无事，她也松了一口气，知道最后一个大愿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好让年纪已经不小的爸爸早一天做“大人”。
大愿之后还有一个小愿，与我有关，那就是她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大孙子结婚。只有了解祖母人生历程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心愿对我和全家具有何种刻不容缓的绝对意义。我立即托老同学们物色，通过李婴宁、曲信先两位同学的介绍，我快速地完成了祖母的心愿。但是，如果不考虑祖母的因素，仅就事情本身而言，那实在是太粗糙了。对方不太了解我工作的意义，却走在时代前面，早早地投身于商业，去了南方，与我失去了联系。
祖母已经看出自己的心愿出了点问题，却不提，见面只问我：“你现在能安心读书吗？”
我说能。
她又问：“那些专门害人的坏胚子还来烦你吗？”
我说，好像没有。我非常喜欢听祖母用她那种特殊的语气把整人专家说成是“坏胚子”，每次听到都觉得一阵爽快。
问了几次，我都说没有，她一算时间，觉得“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要搞的意思，说不定还能偷安一阵。这么一想，她心情好了。
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大伯一心只想读书，留下一箱子书，二十三岁就死了。你叔叔也是一样，结果也死了。你现在逢上好年头了，那就好好读下去吧，你伯伯、叔叔知道了也会高兴。”
4
我终于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重要思想文化的十四个国家的相关资料读完了。写下的笔记一大堆，抽出其中与戏剧有关的部分就有八十万字，删削两遍至六十八万字，这便是后来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唐先生要为一个从来没有出版过书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发一部六十八万字的著作，也实在是气度不凡。当然，他在签发前看到了前辈学者李健吾先生对我论著的高度评价。李健吾先生是从陈多老师那里看到我的作品的。
出版前一个月，我爸爸十余年的冤案，终于获得彻底平反。算起来，我历年为他写的要求平反申诉书的总字数，超过《戏剧理论史稿》。
这部著作在出版的第二年，即一九八四年，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是一个隆重的奖项，在北京颁发，评奖范围囊括几十年，因此很多获奖者已经不在人世，奖状由家属领取。连家属也找不到的，由出版社代表领取。由于带有悲怆的历史总结意义，因此，这么一个专业性的颁奖，北京学术文化界的多数权威人士都来了，济济一堂。
我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代表全体活着和死了的获奖者致答谢词。因为提到了在艰难岁月中仍然坚持学术而终于亡故的那一代老人，我一度有点讲不下去。大会主持者杜高先生在引出我来致词的时候，称我为“我国杰出的戏剧理论家”，我听了心中一咯噔。因为虽然今天互相之间称这个家、那个家的比比皆是，但在当时，中国刚刚结束对“成名成家道路”的连续几十年的批判，说谁是“理论家”还十分稀罕。
这部厚厚的得奖著作，在当作教材使用十年之后，一九九三年又被评为国家文化部系统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不太容易，因为那次获一等奖的，全国只有两部教材，另一部是北京祝肇年教授的。
但是，对这些奖，我确实不太重视。这部著作对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我的“求学笔记”。它本身并不精彩，但翻开它，我眼前就出现了无数辉煌的高山峻岭，我一个人正在朝云夕阳间一步步跋涉。那是一种无限艰辛又无限舒畅的体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万籁俱静，一片圣洁。
就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我的思想观念被一群世界级的大师从头梳理了一遍。不再像前几年初涉黑格尔《美学》和康德哲学时的狂喜了，而是把自己的启蒙补课与人类的启蒙过程融成一体，缓慢而有序地一步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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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愿之后还有一个小愿，与我有关，那就是她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大孙子结婚。只有了解祖母人生历程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心愿对我和全家具有何种刻不容缓的绝对意义。我立即托老同学们物色，通过李婴宁、曲信先两位同学的介绍，我快速地完成了祖母的心愿。但是，如果不考虑祖母的因素，仅就事情本身而言，那实在是太粗糙了。对方不太了解我工作的意义，却走在时代前面，早早地投身于商业，去了南方，与我失去了联系。
祖母已经看出自己的心愿出了点问题，却不提，见面只问我：“你现在能安心读书吗？”
我说能。
她又问：“那些专门害人的坏胚子还来烦你吗？”
我说，好像没有。我非常喜欢听祖母用她那种特殊的语气把整人专家说成是“坏胚子”，每次听到都觉得一阵爽快。
问了几次，我都说没有，她一算时间，觉得“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要搞的意思，说不定还能偷安一阵。这么一想，她心情好了。
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大伯一心只想读书，留下一箱子书，二十三岁就死了。你叔叔也是一样，结果也死了。你现在逢上好年头了，那就好好读下去吧，你伯伯、叔叔知道了也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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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重要思想文化的十四个国家的相关资料读完了。写下的笔记一大堆，抽出其中与戏剧有关的部分就有八十万字，删削两遍至六十八万字，这便是后来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唐先生要为一个从来没有出版过书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发一部六十八万字的著作，也实在是气度不凡。当然，他在签发前看到了前辈学者李健吾先生对我论著的高度评价。李健吾先生是从陈多老师那里看到我的作品的。
出版前一个月，我爸爸十余年的冤案，终于获得彻底平反。算起来，我历年为他写的要求平反申诉书的总字数，超过《戏剧理论史稿》。
这部著作在出版的第二年，即一九八四年，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是一个隆重的奖项，在北京颁发，评奖范围囊括几十年，因此很多获奖者已经不在人世，奖状由家属领取。连家属也找不到的，由出版社代表领取。由于带有悲怆的历史总结意义，因此，这么一个专业性的颁奖，北京学术文化界的多数权威人士都来了，济济一堂。
我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代表全体活着和死了的获奖者致答谢词。因为提到了在艰难岁月中仍然坚持学术而终于亡故的那一代老人，我一度有点讲不下去。大会主持者杜高先生在引出我来致词的时候，称我为“我国杰出的戏剧理论家”，我听了心中一咯噔。因为虽然今天互相之间称这个家、那个家的比比皆是，但在当时，中国刚刚结束对“成名成家道路”的连续几十年的批判，说谁是“理论家”还十分稀罕。
这部厚厚的得奖著作，在当作教材使用十年之后，一九九三年又被评为国家文化部系统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不太容易，因为那次获一等奖的，全国只有两部教材，另一部是北京祝肇年教授的。
但是，对这些奖，我确实不太重视。这部著作对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我的“求学笔记”。它本身并不精彩，但翻开它，我眼前就出现了无数辉煌的高山峻岭，我一个人正在朝云夕阳间一步步跋涉。那是一种无限艰辛又无限舒畅的体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万籁俱静，一片圣洁。
就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我的思想观念被一群世界级的大师从头梳理了一遍。不再像前几年初涉黑格尔《美学》和康德哲学时的狂喜了，而是把自己的启蒙补课与人类的启蒙过程融成一体，缓慢而有序地一步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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