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乡间的事-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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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请允许我暂时停止叙述,加一段议论。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彻底否定二十世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我觉得有欠客观。世人皆知,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早期标志,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这无疑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但并不能由此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前些年我在北非、中东、中亚、南亚考察的时候对此更有感受。看着泥路边大片荒芜的田地和大批闲站着东张西望的贫困男子,同行的年轻伙伴问我:“他们为什么不弯下腰去干点活?”我说:“很难。这就是我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懒汉队伍,没想到在这里也泛滥成灾。”

    弯下腰去干点活?怎么干?水源呢?种子呢?农具呢?肥料呢?技术呢?资金呢?运输呢?市场呢?近代以来,世事纷杂、人口膨胀,东亚的自耕农经济已经很难由小家小户来自给自足。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灌溉更是如此,这些国家往往还是在靠几十年前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灌溉系统。当时中国南方农村还比不上他们,经历过长期的太平天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和瘟疫,一切都不可收拾。地方那么辽阔,文化那么落后,交通那么闭塞,该怎么寻找出路?不管我以当时小孩的眼光还是以今天成熟的眼光看去,都会觉得合作化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权宜之计。

    因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土地,就此可以找到一种简单的生产秩序。有了分工,有了调配,有了跨家跨户的渠道建设和农具购置,随之也有了让大家学习和实践每个生产环节的可能,连“懒汉”们也都有了适合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各家的孩子不必分头放羊割草了,因此也有了上学的可能——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样聚集起来的。正是这种可能,使以后的一切社会改革有了可能。

    也许高层领导者们有太多极端理想化的追求,后来在这件事情上确实也推进得太快、太急、太大、太粗,渐渐脱离了实情和人性,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但在合作化之初,那几乎是雪中送炭,为大地保留了最低的温度。

    德国作家格拉斯的《铁皮鼓》里那个男孩子能够见证很多连大人也看不清的历史,在我们家乡,这个男孩子就是我。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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