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大礼”，“署名公疏，未尝特谏”。费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充《献皇帝实录》总裁官。查《明世宗实录》，阁臣石珤在左顺门群臣“伏阙”哭谏事件后尚有持续议礼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间，费宏再未公开非议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举。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召还为首辅，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钧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议。朱翊钧以手札向王锡爵咨询“三王并封”之议是否可行，王锡爵对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无不可行者。”此后王锡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册立，乃陛下家事。”
这三人皆曾经以公开的方式赞成士大夫群体的抗争性意见，然而在“伏阙”、“封驳”等谏诤方式未能感动君心之际，李东阳与费宏从君留任，王锡爵复出任事，且皆在君臣冲突的焦点问题上有顺从皇帝之举。
其二则为反对同僚强谏。在嘉靖朝“大礼议”焦灼时，许多大臣因君臣关系不合而去位，左顺门事件使得士大夫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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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大礼”，“署名公疏，未尝特谏”。费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充《献皇帝实录》总裁官。查《明世宗实录》，阁臣石珤在左顺门群臣“伏阙”哭谏事件后尚有持续议礼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间，费宏再未公开非议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举。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召还为首辅，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钧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议。朱翊钧以手札向王锡爵咨询“三王并封”之议是否可行，王锡爵对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无不可行者。”此后王锡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册立，乃陛下家事。”
这三人皆曾经以公开的方式赞成士大夫群体的抗争性意见，然而在“伏阙”、“封驳”等谏诤方式未能感动君心之际，李东阳与费宏从君留任，王锡爵复出任事，且皆在君臣冲突的焦点问题上有顺从皇帝之举。
其二则为反对同僚强谏。在嘉靖朝“大礼议”焦灼时，许多大臣因君臣关系不合而去位，左顺门事件使得士大夫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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